东汉，一个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朝代。说它熟悉，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东汉末年分三国的；说它陌生，是因为似乎人们对它的了解也只有东汉末年那点事迹了。 然而，东汉政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却并不可小看，它同时还因为自身时代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格局——豪族政治。
虽然豪族政治历来就对国家有益无害，但我们却需要从不同的时代环境去看待。纵观整个颍川豪族在东汉的变动，则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发生的不同变化。
颍川豪族从发家到最后政治地位的确立
新朝覆灭后，天下仍然处于一个十分混乱的状态，刘秀作为众多起义军中的一支，此时自然显得并不十分起眼。在这种情况下，拉拢地方豪族来直接提升自身实力和增加自己的威信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对豪族来说，在乱世之中依附于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势力也至关重要，此时的站队往往能够决定家族往后几百年的兴衰。
而在一次各方势力竞相争夺颍川的战争当中，颍川豪族就选择了刘秀，以臧宫、傅俊、王霸、冯异等人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代表纷纷投诚。
当然，他们之所以会投奔刘秀，也是因为刘秀有着旁人不可比拟的突出优势。一来，他为皇族宗亲，即便血缘再淡薄，仍然拥有名正言顺的号召力；二来，刘秀出身与颍川相邻的南阳，对颍川豪族来说具有天生的利益相连性和亲切感。
最后，刘秀的军队在其治理下军纪严明，博得了他们的巨大好感：今诸将皆壮土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可以说，这两方势力之所以能够联手成功，既有双方利益的共同渴求，也是情感相通使然。
在之后刘秀成功的道路上，颍川豪族也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起义初期，刘秀虽听命于更始帝刘玄，但一直受制于后者，无时无刻不被猜忌怀疑。而颍川豪族的归顺却完完全全是针对于刘秀个人，可以成为他最忠实的心腹，是他能够起义的巨大依仗。
同时，无论是在昆阳大捷还是在击败王朗、公孙述等割据势力上，颍川豪族也都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尤其冯异更是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在东汉初期的政治建构过程中鞠躬尽瘁。
从这个趋势来看，颍川豪族似乎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东汉建国后的最大豪强，但事实总会按照一些意外的情况发展。南阳豪族作为刘秀的亲属一系，受到的信任和重视一直都非旁人可以比拟，即便是颍川豪族也需要靠边；河北豪族作为传统豪强，所拥有的实力和影响力也非同一般。
最重要的，这两方势力在后来的起义过程中相较颍川豪族而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虽然颍川豪族对东汉政权功劳甚大，却也只能屈居于三大豪强的末尾，风头顿时减小了许多。
颍川豪族在东汉后期的持久发展
即便如此，颍川豪族们所能拥有的资源依旧是极为庞大的。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形成了独特的官僚集团，不断加强在本地影响力的同时，也在朝廷上为自己谋取了更多的利益。
相对应的，他们拥有的资源越多，所受的教育程度也就越高，尤其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之下，颍川豪族因而在整体思想上显得更为清白向好。但是，随着东汉政治的变动，以贪污腐败为人生目标的宦官们却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危害起整个国家的根本。
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颍川豪族在内的诸多文人士大夫们自然不愿坐视不管，开始主动发起抗争。此外，一些外戚也想推翻宦官专权的局面，谋求与文人士大夫们的合作，“请前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塞为属，共定计策。”
由此，东汉末年著名的党锢之祸正式产生。虽然这两次对宦官的抗争均以失败告终，颍川豪族的势力也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这一举动却使他们在民间收获了极高的政治声望和美名，为日后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
虽然董卓凭借强硬的实力入主洛阳，但他从来就并未得过民心。在此期间，虽然颍川豪族们在朝廷的代表已经寥寥无几，但颍川地区内部早已形成了反抗董卓的共识，是当时讨伐董卓的重要力量。之后，虽然颍川豪族为袁绍所拉拢，但在袁绍死后，冀州豪族却因为与其不同的利益纷争而选择了拥护袁谭。
然而，此时的颍川豪族无论是出于自己的私怨还是出于对时势的清楚认知，毅然选择了挑拨离间袁氏实力，从而推动了曹操统一北方。
不同于其他属于不同地方势力的人物，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对地方之间的争斗并无多大兴趣。相反，出于争霸与统一的需要，他热衷于联合不同的势力，出身阶级、地区所属都并不重要，只要有足够实力便可以身居要职。
作为当时的传统豪强，颍川豪族自然凭借声名远扬的政治威望、较为强大的实力和明智的布局规划成功挤进了曹氏集团的核心圈子。而颍川豪族当中的出色者如郭嘉、荀攸则更是深得曹操赞赏，为颍川豪族之后的地位上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
作为一个存在并延续了上百年的地方豪强，颍川豪族在整个东汉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当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固然有东汉本身的特殊性，但颍川豪族内部不断的人才诞生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作为颍川的代表，即便并未刻意帮助本地谋求利益，但他们的一言一行却已经成为了颍川最好的招牌。当然，在坐拥全国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做到这点其实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