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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讲了一位同事的故事：2018年冬天，城市在排查“违法建设与经营”，那天下班之后，同事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唯有勉强在瓦砾中找回几袋东西。
都城大不易，不知有多少外地过来的青年，得咬着牙栖身。那梁文道同事的遭遇，我们是否都可以简单总结：“好吧，这是社会的错。”对此，梁文道说道：
可这种话说了，岂不等于没说？重点在于我们凭什么指认这是社会的问题？什么叫做“社会”？又该如何解释一个人的具体处境，与社会结构和历史力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光是有这样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掌握一套甚至好几套不同的工具跟方法。
对普通人来说，为什么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梁文道
我有一个同事，30来岁，低调、诚恳，喜欢电影，爱好拍摄，时常注意到街头巷角一些不为人在意的景象，例如一个推着独轮车运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工人，以及墙头几根刚刚结出花蕾的野草。
由于他实在是太低调了，又或者是因为我太少在公司出没，所以我跟他一直没有太多的交流。于是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也是隔了两天才从其他同事那里知晓。是的，2018年的冬天，我们都晓得，城市在排查“违法建设与经营”，尽管主流媒体报道不多，但还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讯息和图片。
快要过春节了，有人在时限前抢出大包小包的衣物，运筹着怎么样回老家。也有些人是晚上下了班回家，才发现早上出门时还有不少小店和小摊的街道，已经崩解成一片工地。还有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夜里在马路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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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新闻太多，又有那么多事情抢夺我们的关注；再加上这些事情好像都离我们挺远，大家的工作又这么忙碌，于是关心，也就只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那种15分钟不到的关心，140个字之内的表态。
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个同事竟然也是那条消息的角色之一。其他同事告诉我，那天下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唯有勉强在瓦砾中找回几袋东西。夜深，他只好临时找到可以帮忙的朋友，寄住几天，于是一下子，手机上看到的消息，忽然就离自己近了很多。
01
这样的事情，是一个人的不幸？
很奇怪，无论怎么看，这个白领同事并不像我们平常所见的那种“底层群体”呀。在请公司注意一下情况，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之后，首先我想到，是不是我们公司的薪水太低，竟然要一个同事住在那种随时会被拆掉的地方？然后我又反过来想，也许这只是因为他要省钱，住在那样的地方，条件不怎么样，开销肯定少。都城大不易，不知有多少外地过来的青年，得咬着牙栖身。那一类街区，说近是不近，但又绝对不会太远（否则住在里面的人，该如何伺候这座城市最低端的需求？），价格相宜，或者还真有许多像他这般类似境遇的人呢。
假如一个人同理心并不发达，说不定会认为这是他自己计算错误，做了不对的决定，当初要不是为了省钱，就不必遇到这种麻烦。再涼薄一些，甚至可能推论下去，觉得他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搬到这座城市，贪慕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前景；现在这里发展了，难免要牺牲“少数”。很不巧，只是正好轮到他成了“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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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严飞这部新著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离我这么近的范围，我当然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个案，是一个人不幸的故事。
从他自己来讲，未来某日，回头省思，说不定也会把它当做个人生命史中的一件奇特遭遇，检视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原因，以及留下来的影响，并且把它化为值得说给晚辈听的故事。
但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如果扩大视野，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格局以及结构中，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产生更丰满的理解呢？又假如他本人，也采取了更宏观的角度，将他的遭遇联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说他当时的邻居），那又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呢？
02
“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中叶，美国“新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米尔斯在美国知识界特别保守的那个年代，可是出了名的叛逆分子，曾经跑到美国新崛起的敌人古巴那里，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畅谈拉丁美洲身处美国后院的困境，让冷战年代一些美国人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然而一回头，他又去了苏联，在官方宴会上面举杯祝酒，祈愿将来有一天，看到被暗杀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著作，能在苏联的土地上重新出版。他脾气急躁，行文咄咄逼人，总是满怀热情地想要读者掌握一种非常要紧的特质。这种特质，他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
他说：“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
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请注意，他并不只是在对社会学家，或者研读社会学的学生说话；他还期盼包含你我在内的大众，也都能够拥有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一种可以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在个人遭遇与更广大的历史场景以及社会机制之间，架构出某种连接的能力。
03
“好吧，这是社会的错”
为什么这种特质和能力如此重要？
米尔斯解释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不同版本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小书已经出版超过60年了，但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多社会科学课程必备的入门。在专业论文和论著之外，非常喜欢写作小册子去和普通人沟通的米尔斯，确实希望这本书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第一次读到它，是30多年前的事了，坦白讲，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读懂（我始终怀疑这其实是毕业生该看的书，用来提醒自己所学何为，而不是交给新生的教材）。可是，我始终记得米尔斯那热切的呼吁，尖锐的批判。他要我们想象自身的处境，其实并不都只属于自己，更是我们看不到的巨大力量所塑造的结果。
我们必须理解那股力量；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参与行动，改变那些要比我们个体庞大得多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试着用一句话去打发这本书，一句老话：“这都是社会的错。”例如我那位同事的不幸，我们都可以简单总结：“好吧，这是社会的错。”可这种话说了，岂不等于没说？重点在于我们凭什么指认这是社会的问题？什么叫做“社会”？又该如何解释一个人的具体处境，与社会结构和历史力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光是有这样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掌握一套甚至好几套不同的工具跟方法。
04
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采用当代中国素材
所完成的回响
我是在香港认识严飞的，那时候他刚从牛津念完硕士，正准备再去斯坦福深造。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具备了我在米尔斯的著作中所读到的那种热情，但他当然不像米尔斯那样火爆；相反的，他足够冷静，能够为自己和自己身处的人间，间隔出一段在社会学上来讲非常必要的理想距离。所以待他回国任教，安稳了一段日子之后，我就邀请他在我们“看理想”开设一档关于社会学的节目。
我猜想，对于许多社会学者来讲，这种入门节目或许不算太难，把学校里的基础课程再简化一些便是。但问题是这样的东西已经太多，我们在市面上也都能见到林林总总的社会学入门书，往往都是罗列一些最根本的概念和方法，介绍社会学底下的不同领域，说明那些最经典的问题；还有，用最浅白的语言去解释几个社会学大家的核心理论。
然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假想的听众都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学生，而是米尔斯所期待的“大众”。就算听懂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甚至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于“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的界分，这对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真正想要的，是让大家习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社会学家的思考方法，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省视自身际遇的视野。
你现在看到《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就是脱胎自严飞为“看理想”做的那档节目。没错，他的确是让我们听懂了社会学奠基者们的一些核心观念。但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示范了这些伟大思想家提供的工具，如何有助于我们培养那种必要的特质，去想象我们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与更宏阔的社会空间的联系。
他让我们看见了广场上跳舞的人群，原来并不是一个亲密的社群。使我们理解为何有那么多城市底层的务工者，要在“快手”上面做一场没有一个观众的直播。他甚至令我们发现，是什么样的秩序观念，令我那位同事在下班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不在的事件。
严飞在此展现的能力，正是足以穿透个别现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于是这本书，我可以大胆地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想象力》面市60年之后，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采用当代中国素材所完成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