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中国古朝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十分在意自己王位的“正统”性。
图注：楚汉争霸剧照
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时要用赤龙之子来证明自己是正统；王莽篡汉时要以周公之治的思想维护自己的正统；曹丕篡汉时也要汉献帝“禅让”来表面自己正统；赵匡义弄死自己哥哥后也要搬出金匮之盟来证明自己的正统。
正统思维自古以来皆有之，那么何为正统？中国的正统思维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正统”一词在中华文化圈中有特别的含义。
现代词语中，“正统”在政治科学中一般解释为：人民对律法或政权作为一种权威所给予的认受。
同时在道德哲学中，“正统”经常被解读为一种由人民授予其统治者对进行一定程度管理而维持社会基本运作的权力，其基础是人民同意现政府的组成的合法性。
也就是说“正统”即为“法统”。
但是在中国的理解中，正统可不仅仅是“合法性”这么简单，而是包含了中国特有的古典哲学思辨思想。
“正统”思潮的变化
“正统”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中，孔子认为只有一个国家达到了“居正”和“一统”两个层面，才能称之为正统。
此时正逢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周天子共为天下共主，但是只够“居正”而无法“一统”，遂不能称之为正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虽然都达到过暂时的巅峰，但是都无法称自己为“正统”，周武王甚至直接说自己：“吾蛮夷也”。
图注：周武王画像
直到秦一统六国，嬴政建立皇帝制度来表明自己“正统”的合理性。此时，“正统”一词便与“皇权”进行了捆绑。
西汉时期，董仲舒对“正统”思想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开发，提出“三统”学说，将“正统”思想与神学进行了捆绑。加深了“皇权”即“正统”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学者们开始对“正统”思想进行系统地阐述，欧阳修首作《正统论》，批判了董仲舒及其后人将“正统”与神学相绑定的思维。
图注：欧阳修画像
欧阳修提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苏轼在此基础上，把“正统”与“名实”相统一，认为既要在名义上得其道，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又要在实际中拥有相匹配的权力。
同时二人也将功绩与道德作为一统王朝的批判标准，认为自宋以前，能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的王朝有：尧、舜、三代、秦、汉、晋、唐。
而余下“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的东周、魏、五代；“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的西晋、隋虽然都虽然达不到“居正”和“一统”，但是其功绩和道德上也可以称之为“正统”。
图注：方孝孺
到了明朝，方孝孺（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猛人）在欧、苏的基础上再次延展“正统”含义。由于明是逐元而创，中华文化遭受重创，为了明辨正统之意，驳斥元朝非正统。方孝孺提出不应该以“王者大一统”的原则断定“正统”，而是从君臣大义和华夷之分来辨明。
除三代之外，历史上仅有汉、唐、宋、明才可称得上正统，除此之外，包括秦、魏晋、五代、元等都不能给予正统；他提出：中华之所以贵为中华，是因为先王之道不仅包含了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的伦理秩序，而且还包含了服饰、吉凶、交际等的礼文之美以及均田、薄赋等的养民之法。
至此，“正统”之意与“中华”捆绑，只有符合中华文化传承价值观的一统王朝才算做中华之“正统”（秦乃法家思想，故方孝孺不予承认）。
新时代的“正统”思想
到了晚清，帝王体制摇摇欲坠，“正统”思想遭受冲击。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由于“正统”思想束缚，一直为皇权所独占，造成了客观历史的阻隔；“正统”应存于历史，非存于皇家，应在种族、在国、在民。这一思想，打破了皇权对于“正统”的垄断。
图注：辛亥革命剧照
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国时期“正统”思想更进一步，主权在民的思想被各家学所认同，大体思路都认为“正统论”已经随帝制而终结，“正统”即为“法统”思想逐渐成熟。
总评
如今的“正统”思想不再局限于某个领导者，亦或某个党派，而是全中华民族所认同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认同同样的道德，遵从同样的法律，即为“正统”之“名”；而在人民群众眼中，能够服务于人民，恪守法律，审慎行使人民赋予权力，满足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政府，即为“正统”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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