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拓跋鲜卑早期的匈奴化倾向
郑德浩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在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上，推寅带部众从大兴安岭北麓迁出后，与匈奴人逐渐融合。期间，鲜卑人的祖先受到了先进的匈奴人的影响，其族群在体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一度出现了明显的与匈奴人趋同的现象，即匈奴化倾向。鲜卑人受久经汉文明浸润的匈奴人影响，是鲜卑早期汉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鲜卑拓跋部；体质；经济；文化习俗；匈奴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期。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胡汉之间的融合上，还体现在北方各少数民族间。各民族中，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部的历史，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关于鲜卑人在建立北魏前的历史，即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研究，也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诸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唐长孺、马长寿、田余庆等先生(1)。然而，目前关于鲜卑人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魏书·序纪》，其他资料甚少。资料的缺失，导致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仍有不详之处。在涉及鲜卑人与匈奴人的关系时，更是少有提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最新考古发现及科研成果，试图对拓跋鲜卑早期与匈奴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拓跋鲜卑与匈奴的接触与通婚
(一)拓跋鲜卑与匈奴的接触
匈奴人自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于历史记载以来，历经战国秦汉，与中原王朝交往极为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1]22-30。自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后，匈奴人历经两汉，一直盘踞在北方。汉武帝时代，曾开展了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匈奴受到沉重的打击，被迫北迁。到东汉时代，北匈奴西迁，此时仍然有部分匈奴人留在草原上[2]。据宿白先生研究，大约一世纪中叶以后，大漠南北的部分匈奴人流向东北地区，与迁向西南的鲜卑人汇合[3]。此时，正是鲜卑人在首领推寅带领下，从大兴安岭北麓移居呼伦贝尔草原的时代。这就给匈奴人与鲜卑人的融合提供了条件。
马长寿先生认为，鲜卑人在呼伦贝尔草原居住期间，初步完成了与匈奴等族群的融合，到匈奴故地后，融合进一步加深[4]245。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鲜卑之祖先)爰历三代，以及秦汉……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5]1可见，在迁徙出大兴安岭之前，拓跋鲜卑的祖先长久以来与世隔绝，与汉族文化缺乏直接接触。迁徙到呼伦贝尔草原及匈奴故地后，拓跋鲜卑实现了快速的发展[6]。受汉族文化熏陶已久，比他们更先进的匈奴人，成为他们学习的对象。这段时间，拓跋鲜卑与匈奴人的通婚，是两族群融合的重要证据。
(二)拓跋鲜卑与匈奴的通婚
逯耀东先生曾指出，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渴望和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通婚，这是文化接触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只有透过婚姻关系，才能使两个民族在种族和文化上更加密切地融合[7]。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长寿先生就断言，“拓跋”是鲜卑父、匈奴母融合而成的新族名；而拓跋鲜卑作为一个族群的形成期，是从呼伦贝尔湖迁徙到匈奴故地的一段时期[4]247。然而，《魏书》中于昭成皇帝什翼犍之前的后妃多无记载，其中，出身较为明确的，仅烈皇帝翳怀母(平文皇帝郁律妻)，为匈奴贺兰部人。至于鲜卑和匈奴下层部落民的通婚状况，则无记载可查。
关于鲜卑和匈奴通婚状况，也并非完全无从考证。《魏书·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5]2054南单于是匈奴首领称号。而按照当时鲜卑人的习惯，鲜卑人不自称为“胡”，而称匈奴人和西域人为“胡”。据此，刘虎极有可能是匈奴男子和鲜卑女子之后。另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载：“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8]可知，赫连勃勃是匈奴人之后，与刘渊同族。赫连勃勃原名刘勃勃，其父是刘卫辰；而刘卫辰正是刘虎之孙。由此可知，刘虎出身的“铁弗”，确是匈奴人和鲜卑人通婚后产生的族群。
而“铁弗”作为一个族群，其出现的条件，必然是存在相当数量匈奴男子与鲜卑女子通婚，即，必然有相当的匈奴部落与鲜卑部落间相互通婚。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通婚的结果，绝不会是仅单向产生了“铁弗”一个族群，与之相对应的，必然还有另一个以鲜卑父、匈奴母后代为主的另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就是拓跋鲜卑。
值得注意的是，刘虎活跃在平文皇帝郁律在位(316—321年)前后，这说明，至少自刘虎的上一辈起，匈奴和鲜卑的通婚就已经开始了。另据《魏书·官氏志》载，大泽时期的最后一任首领献帝拓跋邻时，曾分定同族十姓，并规定十姓之间，“百世不通婚”[5]3006。这也说明，此时作为独立姓氏的“鲜卑拓跋氏”已经出现。因而至少在此时，拓跋鲜卑的祖先已经开始和其他族群通婚，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匈奴人。
科技的发展，为解决匈奴与鲜卑间的通婚与融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接下来，笔者据考古及科学检测的一些成果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拓跋鲜卑与匈奴间的关系。
二、拓跋鲜卑的匈奴化倾向
(一)拓跋鲜卑在体质上的“匈奴化”倾向
早期鲜卑遗迹发掘的重大成果，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前后。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内蒙古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三批。三处都发现了不同数量的人骨样本[3]。潘其风先生等人，曾对以上三处遗迹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在对三处共31具成人头骨测量中，发现三处遗迹所生活的人类，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完工组与北极蒙古人种更为相似，可能也包含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组则主要体现出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同时，也可能杂有一些东亚蒙古人的特征；南杨家营子组与扎赉诺尔组类似，但其中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更为明显[9]。而匈奴人，正是蒙古利亚人种[1]46。这些分析，虽不能直接证明拓跋鲜卑与匈奴间的直接亲缘关系，但两族群在人种特征上的趋同，给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能。
朱泓先生在潘其风先生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扎赉诺尔组又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扎赉诺尔A组的鲜卑族居民，在身体特征上与贝加尔一带的匈奴人最相似，而B组，则表现出和早期的完工组更大的相似性[10]。这样，扎赉诺尔组的遗存表现出的，是介于完工组与呼伦贝尔一带匈奴人过渡的位置上(具体比较见图表)，因而，朱泓先生认为，较早的完工遗存显示的，是拓跋鲜卑固有的遗传性状，而稍晚的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遗存，则是有匈奴人基因注入后的结果[11]。结合前述史实，我们可作出推论：扎赉诺尔以及南杨家营子所埋葬的居民，应当是早期鲜卑人与以匈奴为主的族群相互通婚后产生的后代。
然而，颅骨测量难免因样本特殊而出现误差，测量分析的结果，我们暂且只能称为推论，进一步寻找拓跋鲜卑体质匈奴化的证据，也就成了必然。DNA技术的发展，为鉴定拓跋鲜卑和匈奴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于长春先生等人，利用线粒体DNA所具有的拷贝数高、母系遗传等特性，对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16例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这16例，均是魏晋时代拓跋鲜卑的遗存。之后，于先生等人又对内蒙古商都东大井墓地的7例东汉拓跋鲜卑遗迹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继而，又结合匈奴人的线粒体DNA数据，进行了比对研究。其结果显示：匈奴与拓跋鲜卑之间确实存在着亲缘关系，在鲜卑人两次迁徙前后，两族群间的基因交流是存在的[12]。
前文已分析，拓跋鲜卑早期与匈奴之间确实存在着通婚关系，而这种通婚关系，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再结合考古发现及现代科技检测的结果，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拓跋鲜卑早期确实存在体质上的“匈奴化”倾向。
注：此表为朱泓先生所作。横坐标zy-zy指颧宽指数，数值越大则此族群面部逾宽；纵坐标ba-b/g-op则表示的是颅长高指数，数值愈大则此族群颅型越高。
图1 夏家店、完工、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古代居民颅面形态类群的划分
(二)拓跋鲜卑在经济上的“匈奴化”倾向
马长寿先生认为，民族融合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被融合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发生变化，提高到融合者所具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的问题[4]5。伴随着通婚而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大兴安岭时代，拓跋鲜卑人的祖先过着原始的生活，靠狩猎、捕鱼、采集维生。在其祖居地噶仙洞附近，陆续发掘出大量鲜卑早期文化遗迹。其中深约1.3米的文化层中，陆续出土了獐、鹿、狍等野生动物的骨骼，但并无原始的畜牧经济、农业经济的生活痕迹出现，而在日常生活器具中，则以石器居多，并无铜器、铁器发现[13]。由此可见，大兴安岭时代的鲜卑人正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封闭且生产力十分落后。
拓跋推寅时代，拓跋鲜卑的祖先自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迁出，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附近[5]2，从此，鲜卑人进入了大泽时代。此时，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已不适应生存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鲜卑人与生活在呼伦贝尔一带的匈奴等族群开始接触，更为先进的匈奴人，就成了鲜卑人学习的对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飞跃。
这一时期，拓跋鲜卑的草原游牧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并占据主导地位。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古墓群中，发现了大量以牛、马、羊等驯养牲畜陪葬的例子；而此时，野生动物的骨骼数量较少。这说明，以饲养牛、马、羊为主的畜牧饲养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4]。与此同时，拓跋鲜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铁器、铜器，而出土的石器相对较少。其中，铁器、铜器以兵器居多，且以熟铁为主，铁刀和铁箭镞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5]。而此时的匈奴人，正是处在这种发展水平上[1]59-63。由此可知，到达匈奴故地后，拓跋鲜卑的经济基本达到了匈奴人的水平。
生产、生活器具的进步，是拓跋鲜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在扎赉诺尔拓跋鲜卑早期遗迹中，发掘出大量的生活器具。据宿白先生分析，其中的双耳铜鍑和各种动物型铜饰具有十分明显的匈奴器具风格。此外，包括武器、马具在内的多种铁器，在形制上和匈奴的此类器具也十分接近，具有十分明显的同类文化风格[3]。
呼伦贝尔地区，东靠大兴安岭，南有呼伦湖，“昏冥沮洳”[5]2。虽然比原始森林宽阔，但仍旧十分闭塞。大泽时代的鲜卑人，仍然处于与中原文明隔绝的状态。这种地理环境下，结合出土器具的风格，可以看出，拓跋鲜卑的游牧式经济以及关于铁器、铜器的制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匈奴人影响的。而两者之间的通婚关系，是促成拓跋鲜卑早期在经济生活上向匈奴趋同的重要媒介。
(三)拓跋鲜卑在文化习俗上的“匈奴化”倾向
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上，除体质上、经济上与匈奴的趋同外，拓跋鲜卑在文化习俗上也深受匈奴影响。下面以拓跋鲜卑的“毁镜习俗”和“祭天习俗”展开分析。
毁镜习俗，是北方草原民族中匈奴和拓跋鲜卑共有的一种丧葬习俗。所谓毁镜，顾名思义，即是将陪葬的铜镜在下葬时故意毁掉，分成多部分。有时，甚至一镜分成几部分，给多人陪葬。总体说来，关于匈奴人毁镜习俗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借鉴自中亚、借鉴自秦人(包括秦朝建立前的秦国)、借鉴自汉代，其中尤以后两种说法比较普遍[16]。中原王朝的毁镜习俗在秦代较为流行，到西汉逐渐消亡。匈奴的毁镜习俗，伴随着铜镜的出现而逐渐出现，其兴起的时间是远远早于鲜卑人的。
北方草原民族中，除匈奴外，只有拓跋鲜卑曾使用毁镜这一丧葬习俗[17]。早期鲜卑遗迹中，没有铜器出现，自然也不会有随葬铜镜的情况。在公元二世纪下半页到公元三世纪前期，拓跋鲜卑人与匈奴人逐渐融合，以铜镜陪葬并毁镜的习俗在拓跋鲜卑中非常普遍。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毁镜现象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到北魏建国之后的平城、洛阳时代，则几乎不再以铜镜随葬，毁镜习俗也因之而废除。因此，马利清根据考古发掘比对，得出了鲜卑毁镜习俗来源于匈奴的结论[17]。
在拓跋鲜卑实行毁镜习俗的时间，正是其经济迅速发展并赶上匈奴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拓跋鲜卑在与匈奴人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与匈奴葬俗的趋同。而在拓跋鲜卑始祖力微与中原汉族交往的政策确立后[5]3-4，在汉化的影响下，这一习俗也便逐渐消失了。
不仅仅是丧葬风俗，在拓跋鲜卑的祭天仪式中，也存在着匈奴因素的痕迹。据杨永俊先生分析，拓跋鲜卑在匈奴故地时期的祭天时间，分别在元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三次，即在一年中的春、夏、秋三季举行[18]。而据《史记》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19]可知，匈奴也是一年春、夏、秋三祭，只不过夏祭的时间与拓跋鲜卑略有差异。此外，匈奴与鲜卑在祭天金人、女巫主祭等方面，都有明显传承的痕迹。因而杨永俊先生断言，拓跋鲜卑作为鲜卑与匈奴长期混合后的新族群，其祭祀上必然承继了匈奴祭祀文化的合理因素[18]。
拓跋鲜卑在风俗文化上与匈奴的趋同，自然是建立在拓跋鲜卑与匈奴的融合之上的。在双方的融合中，更为先进的匈奴人成为拓跋鲜卑人学习的对象，这既促进了双方间的进一步融合，也是拓跋鲜卑表现出种种“匈奴化”倾向的重要原因。
三、小结
自拓跋鲜卑的祖先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草原，再迁徙到匈奴故地的过程，正是拓跋鲜卑这一族群正式形成的过程。期间，拓跋鲜卑的祖先接触到比自身更为先进的匈奴文明，并与匈奴人相互通婚。其结果是，拓跋鲜卑的社会发生了快速的发展，其族群在体质上、经济上、文化习俗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匈奴化”倾向。
在笔者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匈奴人在拓跋鲜卑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与中原文明接触桥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匈奴人充当了将汉文明传入拓跋鲜卑的媒介，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匈奴人的交流，拓跋鲜卑的生产力及文明程度，提升到了一个足以独立借鉴和吸收中原文明成果的水平。到始祖力微时代，以鲜卑拓跋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已经初具规模，拓跋鲜卑在力微时代与中原王朝确立了交往关系。到此为止，匈奴人也完成了对拓跋鲜卑文明启蒙的历史使命。可以说，拓跋鲜卑早期的“匈奴化”倾向，为鲜卑人之后的汉化及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是绝不能轻易忽视的重要一环！
注释：
(1)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对鲜卑人从部落联盟时代至建国前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马长寿先生的《乌桓与鲜卑》，则对鲜卑、乌桓早期的历史进行了对比研究；其《北狄与匈奴》一书，则主要对被放逐少数族群历史作了分析。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主要从现实政治出发，对鲜卑人、乌桓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参考文献：
[1]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 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J].历史研究,1987(5):30-44.
[3]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文物，1977(5)：42-54.
[4]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5]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5.
[7]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M].北京:中华书局,2006:193.
[8]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01.
[9] 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J].考古学报,1982(1):117-135.
[10] 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J].北方文物,1989(2):45-51.
[11] 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J].北方文物,1994(2):7-12.
[12] 于长春.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J].遗传,2007(10):1224-1228.
[13] 赵越.拓跋鲜卑文化初探[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1):11-15.
[14]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文物,1961(9):16-18.
[15]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1961(12):673-679.
[16] 马利清.匈奴墓葬出土铜镜及毁镜习俗源流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6):76-81.
[17] 马利清.匈奴与拓跋鲜卑毁镜习俗之比较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2015(6)：140-145.
[18] 杨永俊.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6):28-38.
[1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92.
收稿日期：2016-07-10
作者简介：郑德浩(1991-)，男，山东日照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4级中国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中图分类号：K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