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但凡出现御驾亲征的场景，要么是皇帝在危急关头挽狂澜于既倒，要么是趁势力强大时耀武扬威。按说这般架势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结果却不然。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以高句丽“不守规矩”为由，决定亲自率军讨伐，誓用灿烂无比的中原文明将“蛮夷之乡”化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隋炀帝象征性地询问臣子庾质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庾质坦率地说：“仗倒是可以打，但陛下千万不要亲临战场。”隋炀帝听了很不高兴，认为庾质是在怀疑自己的军事才能，嘲讽道：“你若害怕，大可留在后方。”然后潇洒帅气地上战场了。
庾质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隋军围攻高句丽军所占据的辽东城时，隋炀帝下了两道诏书—一切军事行动必须在奏报并得到批准后才能展开，任何将士不得自作主张；凡是有意投降的高句丽军都要予以接纳、安抚，不得再与之敌对。前者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使隋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表现得僵化、迟钝，战斗力大打折扣；后者则是隋炀帝站在“绝世仁君”的高度自嗨，完全不顾现实状况。
就这样，拿到“护身符”的高句丽军一旦处于下风就宣称投降，隋军一边停止进攻，一边奏报隋炀帝。等皇命终于传来时，高句丽军的城防工程已修缮完毕，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此循环往复，辽东城久攻不下，而最初30万之众的隋军无功而返时仅剩两千多人。
无独有偶，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同样亲征高句丽，一路势如破竹，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唐军却在安市（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受阻。这时，有个高句丽俘虏前来进谏：“安市子民普遍顾家，不肯轻易放弃守城；而乌骨城的将士大多年迈，不如转攻那里，朝夕之间便可取胜，其他小城必然望风而降。”这本是一招妙计，但长孙无忌说：“天子亲征异于普通将士，应以风度为重，不可乘人之危。”唐太宗听后继续跟安市死磕，终因粮草将尽、寒冬将至而撤军。
24年后，唐高宗也打算亲征高句丽，但被武则天劝阻。于是他在后方与前线将士通力协作，最终灭了高句丽。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帝王适度放手而使将士充分发挥其专业性，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史上类似案例还有很多，所以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如果苻坚、窦建德、完颜亮等人不自以为是地御驾亲征，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他最终给出的忠告是“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弊端显而易见—缺乏专业指挥，在具体事务中对下级过度干预，甚至大包大揽，再加上愚蠢可笑的“领导包袱”，很容易导致全线溃败。“讨而不伐”是一种放权的胸襟，更是一种借力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