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商业道德的标准
中国人做生意有一个毛病，我看了几十年很伤感，譬如国内外同行做生意，假定外国有个生意来了，十块钱一件，隔壁一家晓得了，就卖九块半，另一家晓得了，卖八块，这是中国人的坏毛病。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不是这样做的，譬如日本人，虽然你两个不痛快，虽然是“同行生意，三分怨气”，但对外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我们中国不同，这些商业道德现在统统破坏了。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像我的家庭，如果依共产党当年的标准来讲，小资产阶级还够不上，开个店铺，虽然比较小，但有卖布、卖米，还卖南北货、日常生活物品。我们商店门口贴的，就是几千年传统商业文化的标准格言：“贸易不欺三尺子”，做贸易不欺骗人，不耍花样，不讹诈，价钱定了就定了，不二价，就是小孩子、老人来买东西也不准欺骗的，都是一样的价钱；“公平义取四方财”，这是中国人商业道德的标准，大部分商家店门口都贴的这个。
现在开放发展以来，我们整个商业的风气好像转向了四个坏的方向——欺、哄、吓、诈，这个我们要深深反省。中国几千年文化，是教育人人成为礼义之邦的国民，结果现在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了，这成什么话？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墨子讲“义”，但是墨子讲的，和孟子讲的，虽然同为一个“义”，却有不同的观念，含义上是有所差异的。墨子讲的义，是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底，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别人谋利，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自我，以利别人。
而杨子——杨朱的思想，则与墨子绝对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却该全部给我。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假如能做到这样，又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了。
如果把墨子和杨子两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研究，那会怎样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牺牲，只图利他人，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依杨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显，那当然是不行。人类可真是奇妙的动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这个程度，却也没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类都这样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无私，也难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无私，则天下共利，结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杨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为自己，绝对不妨害别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现代所说的，争取自己个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么也可天下太平。但这两派的主张，事实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杨子两种极端相反的主张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调和论，是兼容并蓄而仲裁为适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汉以后变了样的儒家思想），当然是崇奉了仁义之义，向梁惠王提出建议。同时，在提出建议时，也不采用当时纵横家们为博取富贵权势所惯用的游说态度。孟子虽懂得游说的辞令技巧，但却不用，还是很严正地主张行仁义，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说只有仁义最好。
我们不妨引用清人的两句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正好作为孟子对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风格其难能可贵的定评。
或者说，所谓义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大义之义。义理之义，义者，宜也之义，并非狭义广义等的义利之义。其实，都是一样，不管是什么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于义，才能有利于成其为君子，所以这也是利便是义，义便是利的真实道理。
由于义利之辨的文化思想发展下来，到了宋明以后，构成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便有“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的说法。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义利之辨。可以说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业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孟子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