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刻骨铭心》，长篇非虚构作品《南京传》，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乡关何处》等。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琢磨缘由，我能有今天，毫无疑问是外国文学催化的结果。可惜只能看翻译作品，这始终是心里不大不小的一个疙瘩，因为无法享受阅读原文，感觉不了原汁原味，想到了就沮丧，就垂头丧气。有人说起我的作品，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不知道连这点可怜的传统，其实也是从翻译的外国文学那里获得。看来，我注定只能是个把玩二手货的家伙，王小波曾对王道乾的译本表示了极大敬意，我心目中也有一批这样的优秀译者，譬如说，在下学习写作的最好语言读本，有一度就是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
很多年前，《译林》杂志搞庆典，要求谈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我胡乱地说了几句，标题就是“外国文学这个月亮”。限于字数，很多话没有说清楚，因此今天不妨再多说几句。喜欢阅读外国文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感叹，且不说人家的好东西，不说那些高雅的精英文化，不说那些阳春和白雪，就算是畅销作品流行小说，就算是那些通俗的下里巴人大众文化，也比我们自己的国产货强得多。“外国的月亮圆”通常是一句骂人话，有洋奴之嫌，有不爱国之疑，可是，我是说可是，外国文学这个月亮，它确实要比中国的圆。
长期以来，一直是《译林》的读者，我喜欢翻阅这本刊物，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谈到一个奇怪现象，这就是同样属于通俗文学作品，外国的中国的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品格。中国的通俗文学，常常恶俗不堪，外国的通俗文学，却时时可以带来阅读的惊喜。崇洋媚外是一种要不得的情绪，不过，是人就难免喜欢好东西，所谓见贤思齐，这又是一件没办法的事情。很显然，外国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中，也存在大量垃圾。不由地想到曾经的中国足球教练米卢“态度就是一切”的名言，这或许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我想大家见到的外国流行文学，许多都是已经过滤和筛选的文字，既然不能品尝原汁原味，我们只能被动地坐在餐桌前，只能无奈地把选择权交出去。应该好好感谢那些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感谢那些专门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是他们或它们帮读者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还是回到“态度就是一切”那句话，通俗文学和畅销小说并不意味着格调低下，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精彩的小说，这种精彩是因为别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换句话说，有一批很认真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兢兢业业披沙拣金，并不是说外国的通俗文学就一定好，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我们所以会产生错觉，仅仅是因为译者和编者的眼光独特。
我们恰恰因为别人的态度端正而坐享其成，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专家告诫我们，好的优秀作品总是占少数，或者说是极少数。在过去的这些年，我偶尔也会非常认真地关注一些国外的流行小说，譬如《廊桥之梦》，譬如《挪威的森林》，譬如《朗读者》。流行不一定是坏事，有阅读经验的人都明白，有发行量的未必是好书，真正的好书最终还是会有发行量。任何一本世界名著都一定是流行读物，只不过在时间上可能有些错位。没有流行的支撑，所谓名著都不会靠谱，我们说到某某世界著名作家，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说到龚古尔奖，说到布克奖，其实已经在向流行举手致敬。我们说到卡夫卡，说到乔伊斯，说到胡安·鲁尔福，说到雷蒙德·卡佛，说到他们写作经历中的种种不幸和寂寞，不过是在赞赏另外一种晚点到达的辉煌，因为这些不幸遭遇，只是一种流行迟到的铺垫，只是文学后生们的励志话题。
电影《挪威的森林》
关于外国文学，我已经写过很多文字，在当代的中国小说家中，恐怕已是这方面文章写得最多的人之一。我实在太老实了，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把自己向洋人学习的经历老老实实地都交待出来。古老一点的作家，像莎士比亚，像塞万提斯，像歌德，稍稍晚一点的巴尔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再近一些的美国作家和欧洲作家，都写过篇幅不短的文字，因此想在这些话题之外，再说出些什么新鲜玩意真不容易。一说到外国作家，我就有些卖弄，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出一长串名单出来。有一年在贵州的一家宾馆，和作家韩少功、何立伟、方方一起聊天，大家说起看过的外国小说，都感到很吃惊。仿佛革命党人回忆地下工作往事，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岁月，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量真是惊人，原来我们都是喝外国文学的奶长大的。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些新生开过一本中文系学生必读书单，上面罗列的文学作品，中国古典作品有许多还没读过，要求阅读的外国文学部分，差不多全知道，我读过的起码要比这份书单多上十倍。很显然，以后的中国作家，恐怕再也不会有我们这代人的奇特经历，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你不用面临高考，根本就不需要文凭，你有着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阅读小说就像偷偷地与情人相会一样快乐。同样的话我已经说过无数次，在今天，阅读文学作品常被当作一种营养，是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要求，是文化人装点门面的普遍素质，你做好了准备要当作家，要混文凭写论文，而在过去的年代，我们疯狂阅读，仅仅是因为无聊，因为没事可做。无聊才读书，我读外国小说最多的年头，不是上大学读本科读研究生，不是开始写小说准备当作家，而是在上大学前，都说这十年是文化的沙漠，是最黑暗的年月，我却有幸而且很从容地在很多时间里，躲进了外国文学这个绿洲。
德国人顾彬说起中国当代作家，口气十分不屑，他说他们不懂外语。言下之意是中国作家就算是看过几本外国小说，也都是靠别人的翻译，二手货作不了数，不可能领略到欧洲文学的精华。这番话一针见血，戳到了中国作家的痛处和软肋。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的大师，譬如鲁迅，譬如巴金，譬如茅盾，他们创造的成绩文学后生必然是不可能逾越的，因为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阅读外国小说的原文。顾彬的观点在中国很有市场，虽然理直气壮，可惜似通非通，隔膜得厉害，难免有蒙人之嫌。首先，我们的文学前辈外语水平本身就十分可疑，能翻译可以阅读距离精通之间，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路程。其次，对外国文学的了解程度，与是不是一个好作家，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仅仅是说了解，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我肯定比几位大师了解得多。
德国的歌德和美国的庞德都号称“中国通”，都喜欢卖弄他们的中国文学知识，事实却是，他们的了解几乎为零，所谓东方神秘元素完全莫名其妙。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远比他们的国外同行知道得多。在中外文学交流上，始终存在不对等，一个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毫无了解理所当然，一个中国作家，他要是说自己不看外国小说，没有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那一定是在骗人。我们都生活在外国文学的阴影下，外国文学这个月亮不一定真的是大，可是它始终挂在中国作家的心中，始终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上闪烁。
歌德
茨威格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有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通过赌场上一系列手的动作描写，男主角跃然纸上入木三分。我父亲和祖父都曾对我说起过这个细节，它确实很出彩，有着很高超的技术含量，对学习写作者非常有帮助。德国的同行们惊呆了，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茨威格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并不太重要的犹太作家，会在遥远的中国有那么大影响。我告诉德国同行，在作为中国人的我看来，茨威格的影响还不止是他的小说，小说之外的东西有时候会更重要。事实上，我更在乎他对死亡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已经从纳粹魔爪下逃脱的犹太作家，最后要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世呢？
在中国作家眼里，名著都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很少会有一位中国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猛烈地抨击莎士比亚，在世界名著面前，中国作家不仅保持了足够的虚心，而且显得非常世故。名著就是名著，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不能顶礼膜拜，就得敬而远之。我告诉德国同行，歌德小说在中国的影响远比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告诉他们曾经有过多少种译本，有过多么大的发行量，这些都是我在出国前做过的功课。歌德作品译本之多和发行量之巨大，曾经让我目瞪口呆，现在，把这些数字说给德国人听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和我一样地惊呆了。仅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在中国印了一百多万册，前后译本却不下二十种。
外国文学始终是中国作家心目中的高山，前辈作家就是这么教育我们，我们也忍不住用同样语调告诉后来的作家。世界文学是所有学习写作者的共同财富，有着取之不尽的营养，俗话说取法乎上，优秀的外国文学就是最好的榜样。具体地说起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外乎名著和禁书。当然，这里说的名著和禁书并不对立，它们很可能就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名称。人类社会经常会是这样，官方有一种标准，民间另外又会有一种标准。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卖弄自己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是摆脱自卑的一剂良药。我自小性格内向，不擅言辞，常常被别人欺负，世界文学名著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同时也是可供吹嘘的资本。有人曾经问过我，今天的文学环境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相比，哪一个更好一些。答案似乎是肯定，当然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岁月更占上风。不过也可能还会有些意外，以最流行的电视婚配节目《非诚勿扰》为例，想当年，男生女生介绍自己，常以热爱文学为时髦，就算是一个没看过几本书的人，也喜欢用文学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在那个思想贫瘠的年代，文学可以用来泡妞，能够打动姑娘的芳心，然而在各种文化活跃的今天，文学的神圣光环早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镜头大家肯定已经熟悉了，男嘉宾们红着脸说起自己喜欢文学，或者业余还写几首诗，立刻导致征婚女嘉宾一片声地灭灯。文学正在变得很惨，已不能够再用来炫耀，用来博得女性好感，而且很显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家还将不得不面对。
自“五四”以后，“崇洋媚外”一词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伤及外国文学，不同时期，大家在读不一样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读那些已经有了定评的世界文学名著，这是最保险的一种投资，不管怎么说，阅读名著总归不会有太大的错误。名著自有名著的道理，名著构成了文学史，形成了传统，统治了我们的阅读经验。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外国文学名著就像大家呼吸的空气一样笼罩着，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离开它。因此非常值得一提的倒是流行，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它们是我们阅读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毫无疑问，流行文化的影响，畅销书的魅力，一点也不比那些早已经成为传统的外国文学名著差。
说一句最坦率的话，无论文学时髦还是不时髦，大家都会忍不住操一份谁才是当今世界上最火作家的闲心。我们喜欢海明威，喜欢雷马克，喜欢马尔克斯，都是因为他们是当时最火爆的流行作家。印象中，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追捧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并不是太把这个文学最高奖项当回事。回顾历史，年轻人的阅读或多或少地要受前辈人影响，我们注意到，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远不及东欧弱小民族。也许是因为这个文学奖过多的欧洲元素，在一开始，它只关心欧洲的主流文学，带一点皇家威严，还有点资本主义色彩，反正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学似乎注定离开不了思想,注定要被不同的政治左右，我们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为了盗得火种，“窃火”这个词一度非常流行。所谓文学，无论写实还是浪漫，不过是为了实用，为了人生，为了反封建，为了劳苦大众，为了反对包办婚姻，为了治病救人改变国民性。
鲁迅
真相常常会让人感到尴尬，中国文学界的流行，很长时间里都是跟着日本人走的。道理很简单，在学习先进的西方方面，倭寇总是先我们一步。留日学生的趣味不断地改变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口味，因为鲁迅，因为郭沫若郁达夫们的创造社，以及后来的夏衍和周扬，中国的主流文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五四”文学，出现了大革命前后的革命文学，出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它们的主将都是留日学生。这种显而易见的文学影响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宣告结束，一九四六年，德国作家雷马克的作品走红世界文坛，他的《凯旋门》德文原著发行前，英译本先行在美国出版。据说当时的销量就达到两百多万，而它的中文本几乎也是同时推出，遥远的美国报纸还在那连载，朱雯先生的译文已出现在连载专栏上。这个文学上的同步非常耐人寻味，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这就是随着现代文学作家的逐渐成熟，文学越来越精英，也变得越来越小众，流行很快就会变成小圈子里的事。
我记得在这本书的翻译后记中，朱雯先生曾提到了三件事。一是告诉大家，此书目前在西方影响巨大，很火，它的水准上乘，在行家的眼里评价极高。二是在中国的反响很平常，连载了两个月便腰斩。第三，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巴金和钱锺书先生的帮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可以重复出版，而自己一度非常喜欢的《凯旋门》却还没有获得再版机会。后来终于有了再版本，已经是九十年代，“文革”后的文学热已经降温，朱先生对这本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在再版后记上，没有提到当年的腰斩，也没有提及钱锺书。
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作家其实也受过雷马克的影响，譬如北岛，然而这种影响显然形成不了什么气候。时至今日，重新回忆这种影响仍然十分有必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逝去的文学记忆，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发展轨迹。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追随外国文学步伐，亦步亦趋苦苦追赶，终于在抗战胜利后，有了一点点与世界文学同步的迹象。这时候，文学开始变得多元化，变得小众，变得更文学，再热闹的流行也是转瞬即逝，这一点倒是和当下很相似。文学的时髦仅仅只是时髦，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作用，或者换句话说，文学只是当时文学爱好者的事，只是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地被大家欣赏，而不是拿来实用，读者已不再过多考虑它有什么社会意义。
雷马克，《凯旋门》，1994，上海译文出版社
回忆阅读历史，回想那些看过的外国小说，不同的文学时代，注定会有不同的文学阅读，而不同的文学阅读，又注定会造成不同的文学时代。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外国文学影响是一种巨大扭曲，一方面，它继承了前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轻视，继承了重视弱小民族发展中国家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把苏联文学演义成一种新的时髦，造就了一段不可理喻的新神话。譬如朱雯先生就翻译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同一个译者，同样是英文转译，仅仅从版本上就可以看出雷马克和阿·托尔斯泰的不同待遇，《凯旋门》厚厚得像块砖头，装帧简陋，而《苦难的历程》则是极度漂亮和考究的精装本。比较朱雯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不同时期的译本，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学的不同时代，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学这个月亮不一样的光谱。
外国文学这个月亮确实很大很圆很亮，它高高挂在文学的天空上，仔细回想我受到的影响，除了名著经典，最直接的恐怕还应该是外国文学中的那些禁书。一九四九年以后，苏联文学统治文坛，成了真正的老大哥，整个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是这样。这种特殊的不正常文学现象，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结果我那位喜欢藏书的父亲就一直在悄悄地收集非主流文学。当时有一种内部发行的图书，后面印有“供批判”字样，俗称黄皮书，装祯简单到只剩下书名和黄色的封面，譬如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譬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譬如加缪的《局外人》，还有《麦田守望者》《愤怒的回顾》《带星星的火车票》等。越是不让看就越想看，我是违禁之物的直接受益者，它们在我身上的影响，丝毫也不亚于那些早已成为古代经典的外国文学名著。这些书籍曾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当然，必须要强调一下，影响最大的一套书是《人·岁月·生活》，厚厚六大本，它们断断续续地提到一大堆当代作家，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对象。
说白了，雷马克的《凯旋门》也好，后来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黄皮书也好，在我身上能够产生不小影响，都和它们的小众阅读有关。有时候，你会自投罗网，心甘情愿身受其害。这是另外一种赶时髦，基于希望与大众阅读不太一样的心态，人永远都是矛盾的，对于外国文学这个月亮，你总是若即若离，想着要走近一些，看清楚一些，结果便可能一不小心就走远了。因此对于浩瀚的外国文学，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始终保持一份感激之心。转益多师无别语，既要坚定不移地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致敬，同时也不能忘记活着的当代，要随时留心当下世界文学的最新成果。当然，要关心最流行最畅销的，也要照顾到被冷落被忽视的，换句话说，我们始终要有一份开放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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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美好》
作者: 叶兆言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8-3-1
编辑 | 杏花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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