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明初政坛的显赫人物。三人身居内阁，共同辅政，取得了良好政绩。其中，杨士奇草根出身，也没有考取科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登上朝堂，先后服侍了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等五位皇帝，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入内阁40多年，其中担任首辅21年，超过严嵩的14年、张居正的10年，可以说是政坛常青树。那他一介没有功名的白身，是如何发迹的呢？
杨士奇是江西人，出生后正赶上元末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跟着父母被迫四处逃亡，父亲不幸早逝，母亲带着他被迫改嫁，杨士奇的幼年生活很是惨淡。后来继父被朝廷贬谪到陕西戍边，他和母亲只好返回老家江西泰和。为了谋生，还是个孩子的杨士奇开始在村子里的私塾当老师，虽然收入微薄，但他和母亲勉强能够填饱肚子。这段苦难经历，对杨士奇影响很大，一是磨炼了意志，二是当老师肚里得有货，促使着他刻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1385年，19岁的杨士奇受命担任了石城县训导，半年之后因为弄丢了学印，就畏罪逃走，开始了长达10多年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靠教书谋生，也没有能参加科考入仕为官。
杨士奇紧紧抓住上天赐予的机会，兢兢业业地编撰《太祖实录》，成绩卓著，被人誉为编撰史书的奇才。朱棣登基后，杨士奇归附了新朝，靠着才气很快引起了朱棣的重视，不久就被选入内阁（此时内阁还是皇帝的咨询机构），主管一些机要事务，成为皇帝的红人。笔者认为，杨士奇、解缙等文人能很快得到朱棣的重用，跟朱棣刻意拿他们做标杆有关系，朱棣想表达的就是：杀了不听话的方孝孺，不等于灭绝了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杨士奇、解缙等人依然可以扛起读书人的大旗！
可能就是在朱棣的这种心理作用下，低调内敛的杨士奇进步很快，没几年就从翰林编修升任左谕德（服务太子的官员）。他跟大明才子解缙同朝为臣，但两人不太一样，解缙有些狂放，杨士奇更为内敛，也更受朱棣信任。朱棣北征的时候，杨士奇和蹇义、黄淮等人被留下辅佐太子朱高炽。杨士奇发挥当过老师的特长，细心教授朱高炽读书，帮他领会朝政实务要点，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朱棣驾崩后，朱高炽即位，任命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在内阁中的地位日益显赫，成为皇帝依仗的朝廷重臣。
杨士奇早年吃过苦，深知百姓之艰难，所以他在任上非常体恤民生，对朝廷颁发的一些可能损害百姓利益的事，他都不惜得罪皇上和其他官员，及时上谏劝阻，匡正了朝廷施政的一些过失。他为人正直，心胸宽广，杨荣曾经因为误解攻击过他，后来杨荣犯了小错被人弹劾，皇帝向他征求处理意见，他却替杨荣辩解，说杨荣的功绩远大于过错，让皇帝继续重用他。杨士奇的度量和贤达使“三杨”的政治铁三角非常稳固，也使他能够团结朝廷大多数官员，一心一意辅佐仁宗、宣宗，营造出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杨士奇继续受到重用。因为朱祁镇当时只有9岁，杨士奇和杨荣、杨溥等人按照张太皇太后的懿旨，勤勉处理国事，保持了政治清明和朝局稳定。但随着朱祁镇渐渐长大，他的“大伴”——宦官王振开始兴风作浪、干预朝政，他诱导朱祁镇强化厂卫制度，用严酷手段驾驭群臣，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当时杨士奇年事已高，但还是依靠太皇太后的权威，尽力维持局面。后来太皇太后病逝，王振更加肆无总惮，权倾朝野，杨士奇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杨士奇为国事朝局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的独子杨稷突然被人弹劾犯有杀人之罪，杨士奇乍一听闻竟然晕了过去。他只有一个宝贝儿子，自然十分疼惜，但他忙于国事，长年不在家，疏于对儿子的管教，以致于杨稷染上了公子哥的恶习，横行一方，胡作非为，做了许多坏事，最后又犯下了杀人重罪。年近80的杨士奇，无法承受儿子杀人犯法的事实，从精神到身体都彻底崩溃，只能告病在家休养。
英宗朱祁镇见杨士奇这般情形，动了恻隐之心，就和大臣们商议，决定暂不把杨稷捉拿归案，先把他作恶的案卷送给杨士奇看。但不久，告杨稷的状子越来越多，朝廷迫不得已将他逮捕入狱，等待审后处决。此时，杨士奇行将枯槁，朱祁镇担心他的身子，用了一个缓冲之策，拖延对杨稷的审决，降诏缓刑来使杨士奇安心。1444年三月，杨士奇在愤懑不安中离世，享年80岁。他去世后，朝廷才下诏将杨稷处死，虽也是父死子亡的悲剧，但终归是避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
杨士奇历经五朝，功高德重，对国家社稷贡献良多。他死后，宦官王振开始专权，导致了 “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俘，对明朝政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大明由此开始显露衰微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