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瘦马文史
导语
因为农耕文明的本质限制，中国古代宗教的发展，一直没能像西方一样，形成有体系的，能够与世俗皇权相抗衡的宗教组织，除了远古的夏商时期，从西周开始，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之中，大多数时候宗教信仰都是作为民间一种心灵寄托而存在。
在这过程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官制度的建立，对于缓和宗教神权与世俗皇权的关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两汉佛教传入，传统散漫的宗教体系被打破，僧道群体逐渐演变为影响较大的社会团体，推动了古代王朝僧官制度的产生
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之中写道：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影响之广，反过来也可以见证当时僧官制度的建立，对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影响。
事实上，中国古代僧官制度的建立，与佛教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是有着重要的渊源的。两汉之前，中国本土虽然也有道教等宗教，但其组织形式，传道方式，都比较散漫，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像现代意义上宗教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架构。
但随着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其组织形式和宗教的原始架构，也随着佛教理论一起传入中国，对于本土和其他外来宗教的发展，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而汉朝以后长达百年的战乱，又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很多人在艰难求生的同时，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之中，由此佛教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
但佛教与道教不同，从宗教哲学的意义上来讲，道家追求的是自身的"超脱"，是个人的，单独的宗教行为。但佛教讲究的是"普度众生"，是集体性的，带有救赎性质的宗教行为。
两相对比之下，不难看出，佛教这种组织架构，对于世俗王权的统治来说，是不利的。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希望百姓是单独的个体，而不希望他们聚成一堆，有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晋书·姚兴载记》中说：
"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所以说，为了稳固世俗政权的统治能力，通过政府的行为介入宗教的管理与引导，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而两晋时期的僧官制度，正是这一政府行为的具体表现。
二、南北朝是僧官制的完善时期，世俗政权与宗教清规戒律的结合，对当时大量的僧众群体起到了良好的约束作用
若说宗教的管理制度，显然古代中国的僧官制度，既非独创，也不是集大成者。不管是西方中世界政教合一之下的大主教，教皇等严格的宗教制度，还是佛教诞生的本土印度宗教制度的完善，都远非中国古代僧官制度所能比拟。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影响毕竟有限，不如古代西方和印度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之深，之广。
而这一特点反映在僧官制度上，其实就表现为宗教对于世俗政权的依附作用，以及古代中央政府对僧官权利的严格限制。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高僧传》之中记载：
“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国授远规，以济颓废……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
中央政府对于僧官权利的限制，首先表现在对于僧官数量的限制，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为中央政府的最高僧官权利机构，其有官职的僧官，总共也只有两人。在这种程度之下，僧官对世俗权力的渗透和介入，毕竟有限，根本没有动摇世俗政权的基础。
同时，只有两人为官，也是官，代表着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和宗教对于世俗政权的依附，直白一点说，就是确定世俗政权为主，宗教体为辅的主从关系。
另一方面，中央僧官虽少，但又在政府的支持下，对于全国广泛的僧众具备有力的管理能力。
《隋书·百官志》中有载：
“北齐置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薄员，以掌诸州郡县沙门曹。”
也就是说，政府通过以世俗政权支持的方式，仿照地方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宗教管理机构，又通过这样的管理机构来介入宗教教众的管理之中。
在中央政府的范围内限制僧官的数量与权力，又在地方上通过提高中央僧官的名誉地位，支持中央僧官对全国范围内的僧众施行有效管理。这样一来，处于宗教体系最高位置的中央僧官，本身没有强大的势力，必须依靠世俗政府的支持，才能管理全国教中。
而西方的宗教组织，虽然可能拥有大量财产与信众，但因为没有自身统一的领导，所以力量单薄，无法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统治。
如此，中国古代强支弱干的僧官制度正式建立，并逐渐成为以后王朝宗教管理制度的模板，被继承并发展了下去。
三、僧官制度的确立，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增加中央政府统治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其影响和意义上来看，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官制度，对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门阀并起，作为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的土地，大量集中在门阀士族手中，普通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又无法跟实力强大的门阀抗衡，这时候宗教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社会组织，成为很多百姓投靠的势力。
也就是说，大量百姓借着佛教的能力，与门阀士族们相抗衡。他们将土地纳献给寺庙，然后从国家编户齐名的自耕农，变为寺庙的附庸，以逃避税收和世家门阀的压迫。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寺庙其实是弱小的百姓们，借着宗教的名义汇聚力量，以与皇权和门阀抗衡的一个方式。
乱世之中，这对于保障底层百姓的利益，保护国家基层的生命力，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天下重归一统，土地大量集中的寺庙之中，就使得寺庙在本质上其实变成了跟门阀一样的势力，自然是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和财政的收入的。
这个时候，庞大的宗教势力就成为了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南北朝时期中央僧官制度的确立，无疑为这种现象埋下了一个伏笔，即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的时候，可以通过僧官的管理，有效加强国家的统治。
《魏书·释老志》记载：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若为三宝巡民教经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
这段话就是说，在国家趋向统一，中央政府力量加强的时候，官府可以通过僧官制度，限制普通百姓为了避税投靠寺庙，以控制宗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同时保障国家人口数量。毕竟在封建时代，只有交税的人口，才是国家层面的"民"。
另一方面，僧官制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僧人的行为，限制他们的权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佛教追求的是"出家"，即与世俗社会摆脱联系，既然摆脱联系，那么世俗社会的法律，自然管不到他们的身上。宗教本身的清规戒律，毕竟没有法律效力，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恶人以宗教为掩护，逃避法律的制裁。
而僧官制度的建立，则有效的避免了这一点，通过对于僧官的控制，政府能够以宗教的形式，对于试图以寺庙藏身的恶人予以惩戒，即将对僧人的执法权，转移一部分到僧官的手中，而国家又掌控僧官的任命，从而实现对僧人在律法层面上的管理。
结语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僧官制度的初步建立，与该时期社会动乱，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成为当时底层百姓的心灵寄托，从而迅速发展，成为影响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势力，有着因果联系。
僧官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宗教对于世俗政权的依附关系，确定了符合农耕文明发展道路的世俗为主，僧官为辅的宗教结构，对于稳定社会的秩序，保障封建时代底层民众的自保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任何制度的发展和产生，都跟当时的社会背景离不开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官制度的建立，正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当时建立了着眼于未来，发力于当下的僧官制度，才保证了中国传统的宗教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高僧传》
《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