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循环中，东汉的政治日益腐败，卖官鬻爵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连三公这种相当于宰相的高位都可以通过行贿来获得。这种现象，招致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激烈批评，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当时人们将这种批评政治的风气称之为“清议”。
清议的核心是品评人物
范晔《后汉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所谓“国命委于阉寺”，就是说国家的权力被宦官所掌握，而士大夫羞于与之为伍，大家都纷纷起来议论政事，品评人物，形成了东汉清议的风潮。
清议的核心是品评人物，议论政治得失。在汉末清议的环境中，一位士大夫的声望和品行，并不是由他的官位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得到清议的肯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汉末士人勇于批评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非常高的评价。
清议刺激产生了一套与官方评价不同的人物评价标准。当时敢于反对宦官或者德行高尚的人被称为“清”，得到士大夫的推崇；宦官和因为依附官宦而掌握权力的官僚，虽然身居高位，却受到士大夫的鄙视，被视为“浊流”。
在议中，得到士大夫最高评价的人物，根据他们的德行与才能分别被标举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号。
比如，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君”呢？《后汉书》中便有解释，“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就是为当时人所景仰和效仿的人物；而“八厨”的“厨”字有些难以理解，其实指的是用财产周济别人的人，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仗义疏财的“及时雨”之类的角色。
这些被士大夫所推崇的清议领袖，一方面批评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积极打击宦官及其党羽。
党锢之祸的爆发，表面上看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有一个叫张成的人，依附于宦官。据说张成善于占卜，能够预知未来，他预测朝廷很快就要大赦天下，故意纵容他的儿子杀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字元礼)逮捕了他之后，不顾赦免的命令已经下达，仍旧把他杀掉了。
李膺是当时人景仰的士人，被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于是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诽谤朝政，朝廷下达了逮捕“党人”的诏书，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党锢之祸”。
被列入党人名单的，大都是公认正直而有声望的士大夫。尽管他们遭到朝廷的追捕与迫害，但当事人仍愿意冒着危险，收留和庇护党人。
“八及”之一的张俭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宁可冒着被牵连的危险也要保护他，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的名句便是化用这一典故。同样，对党人的迫害也激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弹，当时刚刚平定凉州的羌乱，声望非常高的名将皇甫规，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被列入党人的名单而感到非常羞耻和愤慨，主动上表要求把自己列进党人的名单中接受处分，可见人心的向背。
党锢的兴起有偶然的因素
特别是建宁三年(170)第二次党锢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窦武与陈蕃一起密谋诛杀宦官，失败之后，宦官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窦武与陈蕃都名列三君，是当时士大夫清议的领袖，因此朝廷镇压的残酷和牵连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这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宦官、士人与皇帝三者之间矛盾的激化。
“结党”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古人也一直有“君子不党”这样的说法。因为皇帝制度的设计是希望大臣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效忠于皇帝本人，大臣们一旦结党，便意味着有自己的小集团，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所谓“结党营私”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结党就等于迈出了不忠于皇帝的第一步，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在中国古代控告大臣结党，其实要比控告大臣“贪污”这样的罪名严重得多。
尽管清议在后人看来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骨，值得表彰，但在当时，对皇帝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秦汉以来，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来实现的，对官员个人的升迁和贬谪是皇帝控制、评价官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在清议的浪潮中，“清”与“浊”取代了官位的高低，成为评价士大夫的标准。
试想，如果皇帝重用提拔的人被视为浊流，遭到士大夫的鄙夷，皇帝的权威何在呢？
因此，表面上看，党锢是士人与宦官的冲突，但究其实质是清议和皇权的对立。对于士大夫来说，党锢同样是巨大的打击。因此，到了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为了挽回人心，防止党人与张角等人合谋，立刻解除了党锢的禁令，但更沉重的打击是在心理层面。
儒家学说深入人心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一直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300年的时间，可谓深入人心，受到世人广泛的尊奉。
汉末的清议，最初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来批评政治的，本意是“反宦官不反皇帝”，参与其中的士人，很多有着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严苛的道德操守，他们无疑希望皇帝能够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治国，抛弃宦官，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但最终，士大夫发现皇帝竟然站在了宦官一边，士人的道德理想一下子破灭了，而维持这种道德观念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失去了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后来玄学、清谈兴起，士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放浪形骸风气的出现，都与此有关。
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儒家学说中的圣人，在汉人眼中是不能够被非议的，但是在清谈的时代，这些人也可以被讨论，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此时，我们发现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汉末魏晋时，人们经常论辩的一个话题叫作“君父先后”论，就是皇帝和你的父亲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站在哪边？这个题目带有一点伦理学的色彩，有点类似今天网络上流传的经典段子——“当你的妈妈和你的女朋友同时掉进水里的时候，你先救谁？”
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困境的隐喻，大家的看法也各种各样，并不统一。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话题能够成为公众性的话题，背后反映出来的实质是什么呢？
在士大夫看来，国家和家族的利益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个时候就要选择是继续忠于朝廷，还是维护家族的利益。但是早先，士人没有这样的焦虑，汉代选拔官员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因此，汉代察举制基本的名目叫作举孝廉。
孝，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品质，和你做官的能力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汉代人考核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
因此，在这一观念中，“家族”与“国家”是一致的、同构的。但到了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家与国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我们经常讲，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往往注意保全一家一姓的地位，而缺少忠诚于朝廷的观念，这是士族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结语
这种“先家后国”的转变，其实可以追溯到汉末，党锢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可能并不能算是非常重要，但对于士大夫心理层面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维系两汉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也是之后长期分裂局面形成的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参考文献：
《后汉书》
《汉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