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荷文史
先秦时期，经历过最初的萌芽之后，中华文化迎来第一次的爆发的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万花齐放，儒、墨、道、法等家学说各显魅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于被称之为“当世显学”的儒墨两家，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起初似乎并不显眼，但是从历史的纵轴上去看，道家却是诸子百家之中，为数不多的，曾经被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当成是施政纲领来践行的学派。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启蒙之中，道家，法家，和儒家可以并列为三个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学派。可是在现代人的认知里，一提到道家，大家首先想到的却是道教，是代表着神仙方术的本土宗教体系。
那么为什么道家会从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转变为一个宗教呢？这种转变，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呢？
两汉之前，不管是从道家学派的萌芽，还是汉初对将“黄老之学”当成是国家施政纲领的史实来看，道家学说都是一种政治哲学，与宗教无关
道家诞生的源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变的大时代，用清末学者的话说，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局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统治秩序被重新改写。社会各阶层出于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学说，以求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占据更好更主动的地位。
道家也是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道德经》中记载：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且不提这种执政观念的时效性，但从一个学派的角度去讲，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道家从最初萌生的时候，跟宗教并无关系，实际上如同儒家，墨家等同时期的其他学派一样，是一种政治哲学。
这种政治哲学如同儒家，法家一样，还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社会实践，且取得了还算良好的效果。汉初，刘邦统一全国后，因为连连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得当时的华夏民族人口迅速下降，百业凋敝。在此基础之上，从汉高祖刘邦到其后的文帝，景帝都推崇以“黄老之学”治国。
汉景帝
所谓的黄老之学，自然就是道家学派的“无为而治”了，当然“无为”不是“无所为”，而是“无乱为”。
在政权初步建立，全天下都渴望和平，不想有大动作的汉初，“黄老之学”给了国家和民族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使得汉朝逐渐摆脱了疲弱，走向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巅峰。
在汉初黄老之学的应用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即“文景之治”。
由此看来，从先秦时期萌芽发展，到汉代将其当成国家的施政纲领来施行，道家还没有任何宗教的意象，只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政治哲学。至于其后从“无为而治”到“神仙方术”的转变，则要等到东汉以后了。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道家政治学派的属性减弱，因为其本身追求“修身养性”的特质，开始与神仙方术结合，在外来佛教的刺激下逐渐演变为宗教
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国家政策纲领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也并非直接转向了神仙方术。
笔者认为，道家学说从政治哲学转向宗教体系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不仅跟儒学的壮大有关，也和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两汉以来开始盛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顶峰的隐士风气，是道家学说宗教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公元前一百四十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帝位，希望建功立业的皇帝自然不能接受父祖辈“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转而以法家和儒家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但经过几十年的推行，道家的黄老思想已经深入很多士大夫的观念之中，他们无法跟随皇帝的转变而转变思想，变得不合时宜起来。
由此，很多不能被任用的知识分子，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遁入深山，优游山林，开启了隐士之风。这些隐士们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是道德高深，见识深远之人。
一大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优游山林，他们无法参与到国家大政中来，只能把精力放在自我修身养性上，从而产生了很多玄学上的概念，为道家学说宗教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方士”或者说“练气士”传统，一直不曾断绝。出于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很多人试图寻求长生之道。而两汉以后专注于修身养性的道家学说，正好也有很多追求超脱与长生的观念，两者一拍即合，形成了最早的道家学说与神仙方术的合流。
道家著作《老子》中有这样的记载：
“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谓深根固柢，长视久生之道。”
所以说，道家对“修身养性”和“长生久视”的追求，与传统的神仙方术结合，产生出许多神话传奇故事，为道家学说宗教化提供了素材。
有了道家学说之中的玄学观念作为基础，有了道家与神仙方术合流形成的素材，道家学说宗教化，就只差一个契机了。而这个契机，也正是在汉朝出现的。
东汉时期，原产自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为道家从政治哲学转向宗教提供了契机。
简单一点说，原本国内研究神仙，长生之类玄学概念的，本来就只有比较散漫的道家学说，可是佛教的出现，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个时候，那些本来研究道家玄学的人，就出现了竞争者。为了能够让道家玄学的概念延续下去，只能仿照佛教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教来与之对抗。
由此，基础，素材，契机三者皆备，道家学说从政治哲学转向宗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道家学说宗教化的过程，是其主动从庙堂之高下沉到江湖之远的过程，不仅推广了道家在民间的认知，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补上了重要的一笔
道教作为一个本土完整的宗教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正式成型，应该还要更晚一些，一直到了两晋时期葛洪的《抱朴子》等道教典籍的出现，道教才算是彻底具备了宗教的属性。其后隋唐两代各种道教神仙传说的丰富，则为道家在国内的普及，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从道家本身的角度来看，道家转变为宗教，其实是道家思想在与儒家思想碰撞，争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流的道路上，不得不做的事情。
任何一种思想，从它产生开始，就有需要普及的诉求。而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将儒家当成是国家的官学，其他学说在有政府支持的儒家面前，就失去了竞争力。
在此现实之上，道家为了让自己的思想延续和普及开来，只能将触角转向民间。但学问和思想的传播，是个很枯燥的过程，除了专门研究这些之外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的普通人不能，也没工夫去理解什么“清静无为”“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哲学概念，想要让普通百姓接受某种思想，就必须用他们喜闻乐见，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表达。而宗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渠道。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启蒙之中，墨家，法家等都在大一统的王朝推行儒家学说的现实之上，要么被收编，要么被消亡。只有道家，因为其转移战线，以宗教的方式从民间入手，不但流传发展了下来，而且还反过来影响到儒家，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人最重要的两个维度之一。
儒家，是传统文人与外界联系的处事方法。
而道家，演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们与自己融洽相处的处世哲学。
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说：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
笔者认为，儒家就好比是阳刚，是钢铁，道家则好比是阴柔，是清水。如果说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以阳刚进取的话，那么道家则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柔韧，以迂回。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根基。
结语
综上，汉代以前，道家学说与儒家一样，都是一种政治哲学，本身跟宗教没有联系。但随着汉武帝以后，儒家在文化之中逐渐占据强势的地位，再加上道家思想本身与神仙方术的亲和，使其在两汉以后，逐渐宗教化。
从这个角度上讲，“无为而治”到“神仙方术”，是道家思想在面临一家独大的儒家思想的时候，为了延续和发展，主动下沉到民间，以宗教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应变手法。
这种转变不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还是对道家思想本身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它使的传统文化在儒家的阳刚和进取之外，多了柔韧和迂回的特性，另一方面又为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温和的，本土的精神寄托，可谓是功莫大焉。
思想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开阔人们的思想视野，道家宗教化的转变，无疑是符合这一初衷的，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参考文献：
《道德经》
《抱朴子》
《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