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会已经于30日上午9点于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登场，整场时间90分钟。辩论的议题将聚焦“川普与拜登的过往记录”、“美国最高法院”、“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城市种族和暴力”、“选举诚信”等，每个环节为15分钟，在主持人提出问题后每人有2分钟回答，剩下的时间主持人会就各个主题进一步延伸，促进讨论深度。
中立机构YouGov刚出炉的辩论结果即时统计显示（投票还在进行中）：48%的人认为拜登赢了第一场辩论，41%的人认为是特朗普，10%的人认为打平手。69%的人不喜欢这场辩论，只有17%的人认为从辩论中获得了有用的信息。83%的人给出了差评，17%的人点赞。
1960 年，电视开始介入到大选的辩论中。肯尼迪和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电视辩论的候选人，四场电视辩论的观众累计达到了 2.4 亿人次，可谓影响巨大，而肯尼迪也凭借其在电视屏幕中的翩翩风度赢得了大选。
然而此后电视辩论沉寂了整整 16 年，1976 年又卷土重来，来势汹汹。经过了几十来年的不断成熟，电视辩论已然成为美国大选的标志，也是美国文化的经典“名片”。美国大选电视辩论这一仪式的产生和传承，不仅仅是选举过程的需要，更是美式文化的符号象征，代表了美国社会自由、民主、平等和开放的社会价值观。
一、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电视辩论
（一）传播仪式观
仪式 ( Rite) 的词义是典礼进行的形式，主要是宗教或祭祀仪式。“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也有“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暗含之意。在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范畴内 , 仪式首先被限定在“社会行为”这一基本表述上。
20 世纪 50 年代 , 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詹姆斯·凯瑞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种，提出了一种仪式性的传播模式。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 , 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这种传播观体现的不仅仅是信息的流动性，更是信息流动后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空间”，从而实现其传递价值形态、传承社会文化、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它的重心是传播仪式产生了社会联结 ,无论真情还是假意，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 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及形成社区有了可能。而且这个观点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
（二）作为媒介仪式的电视辩论
所谓的媒介仪式，就是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 , 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媒介仪式是传播仪式观的具体表现，强调通过各种符号来提供这一仪式的价值意义，即情感凝聚价值、政治秩序价值、社会整合价值和文化认同价值。而媒介仪式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概念，需要以媒介事件为载体。
丹尼尔认为媒介事件是“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 ”。这一理解从文化的角度讨论宏大事件的电视直播，专指电视媒介中的重大事件。
美国大选作为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媒介事件，通过电视辩论这一媒介生成式符号的仪式化叙事，以共同的理解与感情为基础，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受众。美国大选电视辩论中候选人使用各种符号对某一议题进行争辩并提出自我观点，从而建构一个契合选民心目中领袖者的“虚拟形象”。
人类学家特纳曾经使用“社会剧”的概念来强调仪式的表演性，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仪式的“表演性”相呼应，电视辩论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政治表演秀”。通过电视直播（虽然现在也有了网络直播，但意义是一致的），人们围观在电子屏幕前，沉浸于候选人的唇枪舌战当中，使人们共同参与到某种社会关系中。
这场盛大的媒介仪式具有动态的二维作用。在电视辩论这个仪式化进程中，权力拥有者同时达到了“融合民族精神意识”和“输出美式价值观”，从而成为独特的美式文化象征活动。首先，旨在“唤起和重申社会的基本价值并提供共同的关注焦点”，为人们提供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使某些核心价值感或集体记忆醒目起来，发挥着凝聚社会、融合情感、增进团结、确认秩序、构筑和谐的重要仪式功能。同时，也发挥着对海外的文化植入，在全球化语境下构筑美国民主价值的认同空间，提供认同的力量，以达到输出美国价值观的目的。
二、网络仪式对传统媒介仪式的解构
（一）网络仪式
网络仪式的产生则是由所谓的“乌合之众”自发形成的，以无序为有序的“神话”——有序即全部表现对霸权主义的反抗的隐喻，无序即指发声符号的多元。网络仪式同样需要依赖媒介事件而形成，指在某一媒介事件发生后，与传统媒介仪式同时发生或稍微滞后的由群众自发形成的以网络为场域的狂欢模式，这与传统媒介事件的“官方性”恰恰相反，强调“民间性”。
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欣赏的……它使参与者们置身其中”，互联网让不同物理空间的人得以联系在一起产生大量的远距离社会联系，网络仪式更强调“感同身受”和平民式的狂欢。在这场仪式的进程中，意见符号的提出往往与传统媒介仪式强调的主流意见相悖。随着新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渗透，深谙网络仪式之道的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利用新媒体为自己赢得竞选，得到了“互联网总统”和“社交媒体总统”的美誉。
（二）传统媒介仪式的阶级性与网络仪式的释放性
传统媒介仪式的生产与控制都掌握在资源拥有者或精英阶级手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主持”仪式的权力落在少部分人手里，被“仪式”的群众只能被迫接受“神话”的洗礼。按涂尔干的看法，仪式的提出脱胎于氏族和宗教。从部落到宗教，古典仪式的庆祝往往缺失不了“主持者”，即那些拥有至高统治权力的领袖者，这强调仪式本身就具有阶级性，推崇集体仪式带来的集体感和责任感。
与传统媒介仪式的严肃和权威属性相对，网络仪式强调娱乐和自由，呈现出“观点的自由市场”。脱离出统治者“设置”好的仪式框架，群众在网络上通过不同的意见符号来互相交流，进行仪式的“自主设置”。从被权力规约到自由自主，这个过程体现了网络仪式的释放性，使群众感受到了“狂欢式的快感”。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 余烨钒：传播仪式观下的美国大选电视辩论，戏剧之家2018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