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轻武并非宋朝一朝的专利，事实上，鉴于汉朝以强亡，唐朝以藩镇亡的教训，宋元明清四朝其实都在一定程度加强对武官的控制，提升文官的地位，可不同的是，宋朝在外战争中不能说是节节败退，可至少也是没占到丝毫的便宜，到了还不得已“花钱买和平”。
而同样“重文轻武”的大明，虽然后期也转入了被动防御之中，可在洪武、永乐两朝，其对外却是一连串的顺风顺水，甚至把横跨欧亚的蒙古人都赶回沙漠放羊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还得从两朝之初的军事制度说起。
一、对于有着决定国运前途的决胜局，朱元璋打赢了，而赵光义打败了
几乎每个大一统的帝国，在他们统一的路上都会有这么一场足以决定国运的大战。譬如汉朝霍去病封狼居胥，解决了长久以来威胁着汉朝北疆的匈奴，成就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又如唐朝李靖、尉迟恭六路大军大败东突厥，“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悬在大唐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此解除；更有大明猛将常遇春、徐达收服元大都（今北京），所谓“天下形胜入我掌握”，为大明打开了北疆战线，给永乐朝追亡逐北奠定了基础。
在北宋建国之初，也有过这样一场决定国运的大战，那就是公元979年，与辽朝之间爆发的幽州大战。
这一战赵光义的目标是在五代时期被辽朝乘虚夺取的幽云十六州，所谓幽云十六州，就是指自幽州（今北京）一直延绵到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的十六个州郡，地理位置极度重要，是中原地区能否有效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关键所在。
而当时北宋是占据了不小优势的：
1. 武器方面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投石机、床子弩、神臂弓，以及辽朝人都没过的火药；
2. 当时距离北宋开国还不到二十年，国势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候，曹彬、潘美等猛将云集，十万大军士气高昂，战力强劲；
3. 之前不久已经灭亡了北汉，北疆汉民思归心切，赵光义有着足够的信心。
可是赵光义急功近利，在灭亡北汉略微休整后就北上和辽朝争锋，并且一打就打最难啃的幽州地区，以疲惫之师对抗以逸待劳的辽军，饶是宋军士气高涨，可也耐不住长期作战，加上赵光义御驾亲征，阵图钳制各路将士，而辽朝猛将耶律休哥、韩德让等又非北汉将领可比，最后宋军在高粱河惨败，自己坐着驴车灰溜溜地回国了。
之后七年，赵光义又发动了三十万大军进行雍熙北伐，可就如陷入魔咒一般，在韩德让等人的抵抗下，宋军连幽州的影子都没见到都战败了，还把老将杨业给搭了进去。雍熙北伐的主要负责人虽说是曹彬，可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幽州大战之时，赵光义首战不成，数年后又贸然出兵，早已经没了各种优势，而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的北宋，同时也是失去了产马地和战略防线，从此以后一直处在辽朝骑兵的威胁之下，处于被动防御之下。
二、同样是重文轻武，可宋朝却矫枉过正了，而大明则吸取了宋朝的教训，对武将还是网开一面的
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藩镇之祸，对宋初掌握了军事大权的武将们做了不少制衡手段：
1. 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了，赵匡胤收中央禁军，给钱给地把将领们养起来；
2. 对于地方军队，则以文官管理州郡军队，位于武官之上，负责钳制地方武将；
3. 设立枢密院和三衙两大军事体系，分管调兵权和握兵权，而统兵权则被保留在了皇帝手里，战时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帅臣）出征，战后归还虎符于枢密院，归还军队于三衙。
这种三权分立的制度，虽然消弭了自唐安史之乱以来的兵祸，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兵权划分过于繁琐，将领掌握军队却无法调度部队，文官们有调兵权却无法带兵出征，帅臣们只能在战时带兵，事前没有沟通，事后无法训练，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三方互相掣肘，效率极度低下。后来在对西夏作战的范仲淹，对此是深恶痛绝，气得直骂娘，北宋矫枉过正，使得宋军空有数量而无质量，遇战即逃，遇难即降，战力就越来越低下了。
而明朝则吸取了宋朝的教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武将的兵权，但却不像宋朝一样钳制得滴水不漏：
1. 仿造枢密院制度，建立大都督府，后发展为前后左右中五大都督府，称为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一起执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权，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权”，少了一个环节的钳制；
2. 地方军队的统兵权由都指挥使掌握，但战时由皇帝所派的官员或藩王为总兵统领，打完战了再还给地方都指挥使，可是后来边境多事，这些中央官员就逐渐留在了当地，和都指挥使分掌地方军权，虽然后面有文臣、太监负责监军，可毕竟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沟通起来也方便，不像宋朝那样，调度个军队还得汇报中央，等枢密院那些文官下令才能调度，效率自然提高不少；
3. 宋、明对兵权的钳制，都很大程度压制住了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可明朝更善变通，在军队战力不行的时候，就逐步将权力下放，让当地将领招募私兵，粮草和军饷则由朝廷提供，比如抗倭时期的戚家军、俞家军，抗金时的李家军等等，可是宋朝对武将过于谨慎，不愿权力下放，除了在靖康之耻时有过岳家军、韩家军爆发过惊人战斗力外，在金兵一退就立刻收回兵权，为此还杀了忠肝义胆的岳飞元帅。
而且宋朝皇帝还很喜欢对前线战事指手画脚，即所谓的“阵图钳制”，像宋太宗赵光义就设立了一个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平戎万全阵”，并成为”祖宗家法”，后世帝王不得违背，结果就是出征的武将们被牢牢地钳制在这阵中，绑手束脚，拘泥于形式，战力自然高不到哪去。
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
三、两宋时期对于文官的待遇极高，结果就是养出一大批空口白话论武事的文官，而武人低贱，人皆不愿从武而投文
由于唐、五代的教训，北宋对于文官采取恩养制度，光以一个最低等级的从九品官员来说，只要熬得住，几十年后也可以慢慢熬到宰相，而且还有各种补贴、田地，高级一点的还有食邑分封，毫不夸张地说：宋朝官员的待遇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可能连现在也比不过。
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价为虑，各自勉其治行，给赐过优，使宋朝财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对待官员的优待政策，让很多人冲破头都要争取个一官半职，自宋真宗开放科举制度后，更是营造了一条通往发财致富的康庄大道，到了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五人一进士”的程度。
这一点比起明朝那千军万马争先的情况来说，宋朝的官员实在是很容易做，也很有做的价值，虽然这样确实让两宋没了兵事之祸，可随着而来的却是官员机构的臃肿，往往一件小事就得有好几个人共同负责，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一环，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
毕竟北宋皇帝亲自把官员给养肥、养懒了，要让他们再变瘦、变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会遇到利益受损的文官的抵制，而偏偏赵匡胤又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铁规，更让拿钱不做事的士大夫们心安理得，有恃无恐了。所谓“祖宗之法不可违”云云，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要是宋朝有几个像汉武帝、朱元璋、雍正这样的铁血皇帝，或许还能再救一救。
至于明朝，虽然也重用文官，可却不在俸禄上重用，而是在权力上重用，只有你做多了事才能拿到更多的待遇，想着宋朝那样不做事还能拿钱的，不好意思了，回家、流放、下狱三条路自己选吧！这一点也使得那些在地方担任军队指挥的文官们，不得不跨界兼职，要不战事有什么差错，自己随时就是杀身之祸，像明朝中后期最能打的几个武将：袁崇焕、熊廷弼、卢象升等，其实都是文官出身的。
结语
宋明虽然一样都是重文轻武，但宋朝过于严格，而明朝吸收了宋朝的教训，避免了矫枉过正的情况，这是宋朝的不幸，也是明朝的幸运。在两宋时期，做官是一件很舒服的事，相反对国家有死生之地的武将，却成为了一个很难做、很不好做的职位，打仗武官来，黑锅也得他们背，而宋朝又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百姓的出路多了，也就不愿去做那吃力不讨好的武将职位，到最后还发展到了好汉不当差的境地。
当然在这众人皆醉中，也还是有清醒的人，像北宋时期的狄青，南宋时期的辛弃疾：
前者大战西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结果被朝廷里那些自称“忠君爱国”的文官们背后捅刀，比起岳飞那“莫须有”的罪名，弹劾狄青的罪名则显得更加可笑，巨儒欧阳修竟然说他和五行犯冲，以后势必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定，把他下放了。
而辛弃疾更是被称为“文人中最能打的”，五十多人就敢冲入敌军大营，生擒敌将回国，可结果还是在那些“铁骨铮铮”的文官的弹劾下，黯然下放，终一生报国无门，郁结而终了。
等到宋徽宗任用蔡京大力恢复王安石时期的变法，罢免臃肿的文官，宋钦宗开“皇帝杀士大夫”的先例，宋朝军事也曾经有过一丝曙光：童贯坐镇西北，数战下来使得西夏称臣，这一点可是连手握四十万大军的范仲淹都没达到的成就，李纲主持开封保卫战，多次击败金兵，金兵已隐约有退兵之意。
可惜势重难返，此时金国早已完成北宋攻略，十万大军南下开封，攻破开封，俘获了徽、钦二帝，更让后面的南宋“畏金如虎”，也让士大夫们有了借口，再也不敢随便出兵，而一直处在挨打防御之下，宋朝自保有余，但主攻不足，“忘战必亡”的教训，不可不谓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