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诸人，无非两类，要么是狐狸人格，要么是刺猬本性。
这一说法本来出自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Arkhilokhos），他的诗句中曾有一句：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但这个说法真正为人熟知，却是因为20世纪思想家、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篇论文《刺猬与狐狸》，这篇论文讲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与思想。
以赛亚·伯林，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以对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贡献而闻名。
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希腊诗人的这句话，原意是：
「狐狸机巧百出，不出刺猬一计防御。」
可是，在伯林看来，这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狐狸不是说一个人鬼点子多，刺猬也不是说一根筋，而是说人有两种根本不同的面向。狐狸是百科全书式的，知道很多事，甚至经常「彼此矛盾」，而刺猬则寻求万事皆一以贯之。
西方狐狸的佼佼者有亚里士多德、蒙田、普希金、巴尔扎克。狐狸的思想活泼、零散、漫射，往往反对唯一、绝对的观念、道理。优秀的狐狸知识广博，眼界高远，事事观察入微，才思泉涌。生活之中，这种人一生诗性十足，宁可饱览世间瑰丽景色，而大多不愿龟缩一地，坐井观天。
「大狐狸」钱钟书一生博览群书，其名著《管锥编》不拘泥于学科疆域，旁征博引，其间不乏洞见。追忆起钱钟书先生，史学家余英时就断言道，他是不讲究，也不相信系统的，凡是小处才见其真知灼识。
另一位 「狐狸」大家鲁迅，常被误解成 「刺猬」。他看似拥有一套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本性却是活脱脱的大狐狸。台湾知名文学家李欧梵说，鲁迅的短篇小说读来像抒情散文，意韵深远，思想深刻，却没有固定的体系。
不管是钱钟书、还是鲁迅，他们思想深邃，锋芒尽显篇章，但不热衷抽象理论，构建庞大体系。反过来说，坚持不懈地追求体系、真理等独一要义，就是刺猬比较显著的本性。
刺猬凡事以一招应对，这一招就是他们深信不疑的思想体系和原则。刺猬以不变应万变，秉持一贯的原则，思考倾向一元论，追求唯一、确定的真理。他们多是知行合一的，追求价值与行为的融贯一体。一旦信奉某个原则、价值，他们就把这套思想贯穿到生活细节之中。
要说臻至极致的刺猬，莫过于钻研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罗尔斯均是如此。他们一生苦苦寻觅世界真知，并统摄于洞穴理论、精神现象学、无知之幕等哲学理念当中。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普鲁斯特等，也在刺猬家族中有一席之地。写作之中暗含了结构、观念和世界观。
但刺猬和狐狸的区分也不必当真，以塞亚·伯林自己就说，这种二分法是一种「简行」的分类，如果严格用这套标尺去衡量所有人，未免会有些迂腐，也一定会落入荒谬。之所以这么去区分，也只是为了提供一种视角而已。
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人难以区分，在他们身上能看到狐狸，也能看到刺猬。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不先成为狐狸，也不太可能成为一只真正深刻的刺猬。比如托尔斯泰，就是伯林认为很难说是狐狸还是刺猬的一位大师。伯林说：
「托尔斯泰的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
可见，人性的复杂还是极难简化。狐狸和刺猬，只是推至极端的人格，绝大多数人是挣扎于二者之间的，甚至许多作家自己也分辨不清自己究竟是狐狸还是刺猬。
至于伯林自己呢，他将自己定义为狐狸，认为狐狸虽然学识渊博，但是不够专注，很难成大事，所以他渴望成为「刺猬」。不管是哪一种人格，伯林的一生都难以用一个词语就能概括，这也是他到现在依然如此迷人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