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了解过明朝官职体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作为明朝的中央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最高长官都是官秩为正二品的“尚书”。
而且在各部的编制名额上面，也都白纸黑字的表明了只能由一人担任。
就好比如兵部，如果现在选择让袁崇焕升任兵部尚书，那么这个空缺也就等同于是占满了，如果想要再让一个人升任兵部尚书的话，只能等袁崇焕离任或者是调到其他机构。
但是纵观明朝史书，却时不时就会出现一部多尚书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一职多官”现象。
明朝往往“一部多尚书”
就像《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毛纪，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费宏。”
其中“蒋冕”、“毛纪”、“费宏”三人都是同时期的明朝官员，但却同时都是“户部尚书”。
除此以外，在明朝官职体系中，“武英殿大学士”的编制名额也是只有一人，但“毛纪”以及“费宏”两位却也同时都是武英殿大学士。
至于“少傅”、“少保”、“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等在明朝基本都是“加官”，只能说是代表其功绩和身份的荣誉官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管辖范围，所以一般没有具体的人数标准。
再比如《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掌吏部事高拱，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
又是两个同时期存在的“吏部尚书”，以及“建极殿大学士”。
类似的案例在明朝史书中比比皆是，明显就跟明朝官职体系所标明的编制名额截然不同。
难不成是因为事务太忙，所以得同时分配几个人一起做？显然不是，否则也就没必要再让这些人去兼职其他的官职了不是吗？
那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岂不是代表着明朝官职体系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
当然不是，如果明朝的官职体系真的毫无意义的话，也就不会流传至今了。
明朝“多官一职”的实质
这其实还要从明朝的“官阶”体系以及各自所执掌的权力大小开始说起。
就像明朝六部的“尚书”这一职位，其代表的是官员体系以及地方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位高权重，所以在官阶上自是不低，为“正二品”。
但是自永乐年间内阁逐渐成型以后，“内阁”的那些大学士却慢慢的成了明朝官员体系中的“权力枢纽”。
六部事务必须经由内阁商议后制定“票拟”，然后才能经司礼监传到明朝统治者之手。俨然与“宰相”之权一般无二，压制六部更是不用多说。
然而在明朝官职体系中，内阁这些权力堪比宰相的大学士，其官阶却仅仅只是“正五品”。
那么势不可免就会出现一种极为特殊的尴尬情况，工作是越干越多，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但收获却是越来越少。
官员好不容易做官熬出了头，能够入阁拜相发挥自身抱负，为百姓发光散热，但是在待遇和地位上却不升反降，这给谁能愿意呀？
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官员该干啥还干啥，把待遇以及地位提上去就完了。
如此一来，也就成了上文所列举那些史料里面的样子，看着“一官多职”，但其实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其他都是为了给官员提升待遇或者地位的“虚衔”。
说白了就是“官、差”分离，即便是做的是九品小官的事，也能因为拥有“尚书”的官职而享受到正二品的待遇，反之亦然。
就好比《明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礼部左侍郎邹干，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
这其中的“左、右侍郎”在明朝官职体系中也跟“尚书”一样，编制名额各自都是只有一人，但是却同时出现了两个礼部左侍郎。
那么大家能看出这两个礼部左侍郎有什么不同吗？
很明显，“邹干”正儿八经干的就是“礼部左侍郎”的事情，也就是实打实的“职事官”，但“李希安”则干的是“太常寺”的事。
那么在李希安这里，礼部左侍郎也就成了“虚衔”，或者说是“叙阶”，也就是按照资历或者功绩啥的提升了官员的品级、待遇，但实际干的还是原来干的事情，依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是有一些职位本来的人手忙不过来，所以另外添设一些同职位官员共同办事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明末那官员稀缺，但事情却较多的时候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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