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影视剧和小说影响，我们常常会把县令和知县等同起来，以为两者是同一个官职，只是说法不同罢了，但事实则并非如此，县令和知县虽然只相差一字，却有根本性的差异。
那么古代的县令是如何，知县是如何，两者又有什么差异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关于县令
稍微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秦代从商鞅变法后开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取代了以往的分封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治体制，“县”也成为了我国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基层行政单位，延续至今。
各个朝代的官僚体制都有一定的差异，但大体类似，一个县必定要设立一个掌管者，县令这个官职由此而来。
县令是一县之长，是当地的父母官，虽然是基层官员，但要处理的事十分繁杂，在官僚体系中也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秦汉时期，除县令外，一个县级区还设立了县尉和县丞来协助县令管理。
但就像如今的城市有大小之分，古代的县也有等级之别，同为一县之长，待遇也不尽相同。
秦、汉的律法规定，人口有一万户以上的县是大县，县官称县令，俸禄有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的是小县，县官只能称为县长，俸禄只有三百石到五百石。
东汉以后，县令和县长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于是一县之长统称为县令，县长这个官名逐渐消失。
县令官阶一般为七品，又被戏称为“七品芝麻官”，民间则被尊称为县太爷。
县令虽然是百姓的父母官，在县内拥有最高的权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好当的官。
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入县令为畜生道”,大概就是形容县令的难做。
首先，便是基层事务的繁杂，发布政令、地方财政、司法监察、人口登记、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事务都归县令管，其工作强度、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并且事多权少、位卑任重，在此官职上一日，便多尝一时人间冷暖。
其次，便是里里外外做人的难，县令之上还有一级一级的官员，对上级要笑脸相迎，要呈现最好的工作态度和治理的成果，一旦治理不当那么上头就会一层一层地怪罪下来。
而县令之下的衙门则有几十个衙役，每个衙役一般都还会带着几个到十几个的帮手，这些帮手大都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依靠衙役这些公职人员来混口饭吃。
要如何管理好这些人，让衙役和他们的帮手都尽心尽力为衙门服务，这对县令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除此之外，一个县的人口有那么多，要如何管理好这样庞大的人群，如何维护社会治安，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当地方官的一门艺术。
对上要为之分忧解难，要维护皇权统治，对下要关心百姓，尽量做到受人爱戴，这真是在官路上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最后，因为县令的职权之重要，古代对于县令的选拔是很严格的，对其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也比较高，朝廷还会定时对各地的县令进行考核。但县令那么难做，要求也那么高，所享受的待遇与其工作却不成正比。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对县令这个职位趋之若鹜，毕竟能入仕为官，在大部分人看来还是比穷尽半生精力读书，最后却碌碌无为要好得多。
从县令到知县
那么，知县又是从何而来呢？总体而言，知县是由县令“演变”而来的，但这当中自然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县令不像春秋时期的诸侯，官位并不是终身制，也不能被后代承袭，没有稳定性，因此，在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偶尔会出现县令空置的问题，就只能由县里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处理一切事宜。
此时，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知县”这个词也就此出现。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对于中央统治者来说，这样的做法也有潜在的威胁，所以到后来，皇帝更倾向于派朝廷官员前往地方去担任县官，称为“下派”，下派的官员也就成为知县，代替县令管理一县行政。
到了宋朝，社会渐渐稳定下来，皇帝也制定了一系列恢复文治的政策。
县令和知县两个职位并行，这实际上是宋朝冗官的表现，不仅会降低办事效率，还会使县令和知县因权力分配的模糊而相互争斗，甚至危及皇权。
为了加强统治，防止割据的局面，宋朝后来就取消了县令这个官职，也相当于禁止州长官自由任命县长官，统一由中央派遣官员到地方担任一县之长，统称为知县。就这样，知县取代了县令的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知县的权力比此前县令的权力要大，除了管理地方政务之外，还掌管着地方的军权。
到了元朝，一县之长既不是县令也不是知县，而是称为县尹。
明清两代，知县为正式官职，大多是七品，和先前一样，知县之下设立主薄和县丞协助管理。
明清著名的知县有文学家、戏曲作家汤显祖，著名学者李兆洛等，他们除了在学术领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担任知县这一虽小但重要的官职时，也是一心为人民谋福利，是受人爱戴的地方官。
县令和知县的差异所在
如上文所说，知县虽然在后来渐渐取代了县令，但县令和知县两者还是有着差异所在。
两者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县令是地方官员，而知县是朝廷委派的中央官员。
这一根本差异也决定了两者性质上的不同。
对于皇帝而言，知县要比县令好控制得多，因为县令毕竟是地方选拔，由各地的郡守任命，天高皇帝远，在种种体制之下实际上不太好管理。而知县毕竟是朝廷自家委派的官员，怎么说都归皇帝管，若一县之长是知县的话，那么皇帝就可名正言顺地伸长枝蔓管到地方去，自然是有利于皇权的集中。
纵使知县在地方有多大的职权，始终也逃不开皇帝的手掌心，而知县的忠诚度也比县令要高一些。
因此，知县取代县令这也是从宋朝开始皇权逐渐强化的表现。
对于个体而言，县令是属于经过层层选拔而当上的，尽管官职不高，但怎么说也是自身能力的实现，在这个职位上好好干还是有升官的可能，因此，县令们不管怎么说内心都是带有希望的光亮的。
知县则不同，作为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官员，怎么说都是一种贬谪，无论对谁而言都是一种不小的打击，这和名正言顺当上县令的人，心里总有些许不同，尽管作为朝廷委派的知县，不会一直在那个职位上，也是有回到中央的可能的，但也许在回归中央之时，政场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但这也并不代表知县就比县令“不堪”，毕竟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性质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人们看他们眼光的不同，中央官员虽是“临时调遣”，但个人权威总要比县令要好一些，做的事务虽然没有较大的区别，但人们对于委派的知县还是更尊重一些。
县令和知县的职责也有所不同，县令虽然也管方方面面，在县内也有最高的权威，但主要还是做征收钱粮、劝课农桑、坐堂审案之事，知县的权力则要大一些，除拥有一定的军权之外，在政令发布、司法监察等方面上，权力也更大一些。
总而言之，无论是县令还是知县，都是时代的产物，从县令到知县的转变，也是历史的必然。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一套政治制度，但离不开的都是基层工作的难，在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人民希望看到的从来都是一个地方官员的尽职尽责和清廉作风，只有基层一片清明，整个社会才会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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