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洋务运动中努力打造的北洋水师，成为了我们心中的悲伤。战争打完了，之前的主战派全部都如鹌鹑一般躲起来。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之，主和的李鸿章只能佝偻着身体来到日本，处理战后的各种事情。
谈判的内容无外乎割地赔款，反正已经有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大清国对战败之后的条约也驾轻就熟。李中堂也无可奈何，只是希望少赔一些，带着自己熟悉法律的养子李经方、幕僚伍廷芳、参赞罗丰禄、马建忠等人来到日本，接受日本的羞辱。
在双方谈判之中，李中堂带着据理力争的心态，希望能够减少赔偿的数额，想在条约中保留大清帝国的脸面。事与愿违，谈判中的日本人咬定不放，似乎好像已经知道中国人的底线，大嘴一张，步步紧逼。最终签到下来的条约，在英法俄列强的协调之下少一亿两白银，通商城市少了湘潭和梧州，其他全满足了日本的胃口，这其中一大部分还是是李鸿章挨了一枪之后换来的结果。
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要求和、赔款、割地的底线那么清楚，李鸿章到死也不明白。根据后来日本解密的材料才知道，李鸿章谈判与国内沟通的电报，全部都被日本的截获。而大清的谈判策略以及国内的各种情况，日本人也了如指掌，那是因为陪同的参赞伍廷芳。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在英国获得了法学博士，熟悉国际间各种法规，李鸿章让他来让当参赞也是希望通过他熟悉法律来在谈判桌上争取会一些利益。伍廷芳来到日本之后，在谈判之余，私下也与日本的朋友相会，在交谈中推心置腹。伍廷芳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不是在英国的学校中与朋友交谈，已经成为了争取大清帝国利益的外交官。
伍廷芳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多次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比如在和伊藤博文交谈之中，直接告诉了伊藤博文，清国是来求和，不想再打仗了。（出自《伍廷芳和伊藤博文问答》）伊藤博文一下子就知道，清国已经没有任何战争欲望，在战场上你拿不走的利益，也别想在谈判桌上拿回去。心里有了底线之后，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就显得咄咄逼人。即使当时的日本也缺乏再战发动一场战争的能力。
而伍廷芳在和日本交谈中有获得情报吗？没有。虽然他的日本友人们和伍廷芳交谈甚欢，但是对自己国内的情况守口如瓶，只是在履行自己外交官的职责，把伍廷芳当作重要的情报来源。每次谈话之后都是将内容整理汇报，为下一次谈判制定政策作为参考。这就是为什么谈判越久，日本人胃口越大。底线都被清楚了解了，就别怨恨别人狮子大开口了。
在谈判之中，一切尽在掌握的伊藤博文甚至能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最后，在签订协议之前，李鸿章还苦苦哀求减轻赔偿金额。
在当时日方的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蹇蹇录》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李鸿章的苦苦哀求，也没有任何改变。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几事不密则成害。在《马关条约》中伍廷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外交官，机密资料在无意交谈中泄露给对方。但是即使没有伍廷芳并不能改变《马关条约》的内容，最多只能在条约中稍微减少，《马关条约》的核心内容并不会改变，枪炮守不住的利益，口水也拿不回来。
没有伍廷芳，只是不会出现国内对条约内容群情激愤，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上书要求“联俄拒日”，而作为条约签订者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因为在谈判之中，全部都是在日本手里，怎么挣扎也是逃不出日本人话的圈。在《马关条约》之后一年，伍廷芳在美国与墨西哥政府签订了近代第一个和平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参考资料：
《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 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