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黄河历来都是一项大工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黄河水患，中央决定修建了一座水坝。三门峡大坝就此诞生，这是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
它控制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91.5%，黄河干流三个洪水来源区也受其管控，三门峡大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围绕着三门峡的争论，从提出设想到验收完工，再到启动运行，从来没有停止过。
修还是不修，这是个问题
最早提出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在1935年，由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提出的，他甚至联合外国科学家做了实地调研。然而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没有多余的人力、财力支撑修建大坝。而且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河南也未能幸免。
建国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请了一批专家再次研究黄河干流修建大坝的可行性。经过缜密的研究和调查，黄河水利委员会提议将坝址选在三门峡。可是这项计划遭到很多人反对。
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当前国家经济尚在重建恢复中，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投入支持这个项目。在黄河干流建大坝技术难度太大，技术条件也不成熟。万一失败了，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不如先解决黄河支流泛滥的问题。
黄河水利委员会只好换了方向，研究黄河支流建水库问题。但研究来研究去，委员会还是认为建在干流更好，这时燃料工业部也加入进来，支持水利部的决策。
就在峰回路转之际，水利部的人准备大干一场，却得到上面批示：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这个条件根本达不到，所以三门峡大坝计划又被搁置了。
直到1954年，在苏联的援助和专家指导下，事情再次出现转机。大坝计划正式被通过。苏联专家认为水库蓄水位要修到360米，用一部分库容拦沙。库区淹没农田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
苏联专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设计的。因为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所以他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他们不知道黄河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泥沙。
这时，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站出来，他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他极力反对，与支持建大坝的人论战。
他说现在制定的计划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坝修不得。
后来看自己势单力薄，大家都支持修大坝，黄万里痛心疾首，表示要修可以，但一定要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可惜当时人们觉得黄万里就是纯心捣乱，忽略了这九字箴言。
在全民的期待中，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黄万里因为直言进谏，反对修大坝，被剥夺教书、做研究、发表文章的权利。他的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
一个正值壮年的教授，人生停摆了。
预言得到验证，人们又把底孔打开
他的预言很快就得到验证。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投入使用，到1962年，仅过去一年半时间，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大坝修建的6个施工泄水洞全部被堵死，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在一次主持会议时，周总理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
随后，三门峡大坝开始了紧急改建工作，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5～8号四条原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
被错误对待的黄万里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这样人们才把堵死的底孔一一打开了。
三门峡的改建工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还没有完成。2003年，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然而，当时的洪峰并没有那么恐怖，人们把洪灾的原因归结于三门峡大坝。
人们常常说人定胜天，做什么事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人真的能胜天吗？至少在黄河治理上，中国人结结实实上了一课，交了很贵的学费。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始终抱着敬畏的心，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遵循着自然规律，不是盲目地相信人可以战胜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