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君子慎独”，其字面意思无疑是一个有德行的人，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谨慎的同时还需要独立思考世事的无常。可仔细想来“慎独”似乎和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的观念背道而驰了，这也就导致汉晋时期的文人思想上的矛盾。
《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由此可见，儒家所提倡的慎独，绝非对现实环境的抛弃，而是希望世人能够在动荡的时局之下，依旧保持修身养性的习惯，切莫因小失大，君子亦是如此。处在汉晋之交的文人雅士，恰好经历了统一到分裂的过程，所以在“君子慎独”方面，他们更有发言权。
一、汉代对百家思想的重新洗牌，使得儒家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魏晋的政治斗争让文人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君子慎独”应运而生
史书中有关好独行的文人不乏记载，《后汉书》曾言：“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从这句话来看，当时对独行的文人就已经产生了道德上的约束，而形成这种约束的主要来源便是汉代“罢黜百家”的儒家道德理论体系，简而言之便是“忠孝礼义”。
儒家的独尊地位经西汉大儒董仲舒上谏，武帝亲自批准，成为汉代百家思想的代表。时至东汉年间，儒家思想已然成为了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太学的兴起配合君臣的相互推荐，谈经话典也融入到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谈资。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
由此可见，光武帝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也是将儒家的道德贯穿在自己的行为举止之中的。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标线并不是为了限制人的生活，而是通过遵守儒家的道德使之实现人生的目标。这也正表明了儒家的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因为当时的儒家思想所代表的就是真实的社会生活。
但偏偏就是如此富有道德理想化的追求，在魏晋时期却被独行的文人群体重新解读。其实在东汉某年，儒家的传统道德在动荡的时局之下，形成了察举制度，即通过考察个人的品行给予官职。可是魏晋时期的察举制并不是波澜不惊的，因为朝堂中出现了不同的派系，所以无权无势的文人成为了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换言之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晋书》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减否人物。”也就是说，儒家的道德标准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再具备约束能力了，所以“君子慎独”成为了独行的文人墨客们追求的对象。
虽说独行的文人在魏晋时期大规模的出现，他们对儒家经学的冲击也是不容小觑的，可是正如之前《后汉书》的记载一样，其实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追求“君子慎独”的独行文人群体，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也就没有被人们所重视。
二、汉一统的环境为独行的文人群体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秉持的依旧是儒家传统礼教，魏晋的独行文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部分，即使秉承“君子慎独”的生活理想的独行文人，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就不可能摆脱社会的约束，而汉代的独行文人正是其中的代表。经过对史书的考证分析，该群体发于东汉并在魏晋壮大起来，而这就要从汉晋不同的社会环境说起了。
或许有人会质疑，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其动荡的时局根本不亚于魏晋。为了解决这一争议，此处的东汉所指的是相对稳定的前期。当时的独行文人大多居住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偏远的扬州和益州其数量也不小。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分析得出，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局面，前者是因为人才众多，多数有报国志向的人们无法如愿，只好选择独行。
而后者由于在朝堂之中感到世态炎凉，又不愿妥协，所以自愿请辞到偏远的地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然也不排除被朝廷贬谪的文人们。事出必有因，东汉的独行文人也正是如此。相比较而言，魏晋的独行文人们则更加个性化。
魏晋时期，选择独行的文人群体几乎都没有从事过仕途，而不愿出仕的文人大有人在，这可是和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仕的观点背道而驰的。要知道，虽然东汉的独行文人也是对仕途小心谨慎，但是他们依旧会利用儒家的传统礼教来改变社会。即便官位不高，也丝毫不影响他们从事仕途的信心。
除了以上这些表面的差异之外，东汉的独行文人和魏晋的独行文人其内在的差距主要集中在儒家道德观的认同上。之前所说，儒家的传统礼教离不开“忠孝礼义”这四个字。东汉的独行文人认为，忠孝是统一的，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忠是孝的高级形态和表现形式。
“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以孝事君则忠。”也就是说，只有将侍奉父母的孝运用到君主的身上，才能够称之为忠。因此，忠君是儒家道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东汉著名的独行文人谯玄，在王莽篡政后果断的罢官隐于世，面对公孙述“若玄不肯起，便赐以毒药”的威胁。谯玄无所畏惧，并明确表示，守身如玉绝非女子所属，君子也应当如此。
而魏晋时期的独行文人则不同，他们认为忠的对象是需要根据当朝者的改变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东汉的独行文人不过是一种“愚忠和愚孝”，不会审时度势。同样面对威逼利诱时，不同的人的态度就大为不同，原本侍奉东汉的华歆，在魏文帝即位后，虽然有所怨言，但终究还是选择了归顺。
由此可见，东汉和魏晋的独行文人，已经对儒家的经典礼教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但这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关系，可不论是何种态度，两个时期的独行文人们唯一不变的却是对儒家文化的信奉，有着统一的儒学基础。
三、汉晋之交的独行文人所处的环境，迫使他们向“君子慎独”靠拢，与儒家提倡的“仁”密不可分，彰显了文化的时代变迁历程
东汉到魏晋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儒家伦理道德的体系不断的遭受冲击，整个社会对朝廷都失去了信任。但是在东汉时期，坚守“君子慎独”的独行文人，却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更有甚者是一呼百应。这些独行的文人虽然不插手世事，可是却有着自己崇高的气节，自然也就能够为人们所尊重。
但是到了魏晋，此类情况就很少见了。因为战乱四起的魏晋，不论是统治阶级内部还是社会大环境，都不屑于儒家的传统文化。反而具有迷信色彩的玄学成为了享誉一时的学问，即便如此，民间依旧还有少数的独行文人坚守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虽不能够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潮，但也足以见得他们所作的努力。
其实，汉魏的独行文人只是在用自己的行为，书写着属于儒家文学的时代篇章。因为在儒家的理论观点下，道德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同时还是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武器。所以才会有数不胜数的人们认可“朝问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当道德形成一种社会的共同认知的时候，百姓才会信仰朝廷，整个社会也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支撑起共同的道德认知的核心，就是儒家一直以来提倡的“仁”。仁者爱人绝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形成。而对于独行的文人，孔子曾这样评价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狂者进取,猖者有所不为也。”
独行之人虽然在行为处事上有些激进，不如中庸之道的人稳重，但是他们能够很好的区分是非曲直。换句话说，好独行的人有着自己处理事情的原则，这也就是为何在相对稳定的东汉，依旧会有独行的文人坚守自己那份初心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独行的人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天下为己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而言之，独行文人敢为天下先的创世之举是极具传染力的，而每个时代都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有进步和发展的可能。虽然东汉到魏晋时期，社会的整体风气每况愈下，但也无法否认少部分的独行者所做的努力。不论如何，都是儒家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体现。每个时代也都需要敢为人先的独行者。
参考文献：
《汉书》
《晋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