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下诏，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被废为庶人，囚禁宫中。之后不久，正式册封武昭仪为新的皇后，并宣布大赦天下。这场大唐宫廷的后位之争，以新人武昭仪的全胜而告终。但是，看似平常后宫皇后废立的背后，是皇权与相权惊心动魄的博弈与争斗，翻天覆地地改变了大唐朝堂原有的政治格局，对大唐王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官制，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总体制度格局，设立“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不主管具体的事务，也不设置府衙和僚属；设立“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可以设置府衙和僚属，但却因人而定，有合适地位的人就任命，没有合适地位的人就空缺。唐朝的“三师”和“三公”，基上是荣誉头衔，并不是朝廷真正的核心议事决策机构。
唐朝真正的权力中枢机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省六部”。“三省”即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因唐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所以贞观朝以后，没有人再敢任尚书令，以仆射为长官，分设左右仆射各一人。尚书省统领六部，六部为：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和侍郎，各部下设四司，司的长官为郎中。
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三省的职能分工，《新唐书》中有明确的记录：
“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
也就是说，中书省根据皇帝的意思，负责国家重大事务诏书的草拟工作；门下省，负责对中书省草拟的诏书进行监督和审查，认为不合理的可以驳回；尚书省，主要负责执行已经通过的诏书，是贯彻执行机构。
根据朝廷的机构设置，唐朝的宰相，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唐初时，所谓的宰相，就三省的长官，即左右仆射，侍中和中书令。
《旧唐书》记载：“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
知政事官，即是严格意义的宰相。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嫌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封驳，两省之间来回流转，耽误时间，所以设立专门的议事场所，即政事堂，将两省会合在一起办公，参与政事堂办公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有这个头衔，即使不是三省的长官，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这些人统称宰相。后来发展成为，只有参与政事堂议事并加以以上头衔的官员才能称其为宰相，如没有以上头衔，即使是三省长官，也不一定是宰相，慢慢发展演变为三省长官的头衔成了“虚衔”，宰相成了临时性职务，也就是说谁拥有参与政事的权力，谁就成为了宰相。
朝廷权力的运行规则
从唐初“三省六部”的设置和运行规则来看，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并不是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中书省的长官可以根据情况加以修改，门下省认为不合理，还可以驳回。明白一点说，也就是说皇帝的意图或者命令，必须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审核同意并签署下达，才能形成决议，成为圣旨，才具有实际执行效力，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皇帝的命令等于无效。
在唐初的武德朝和贞观朝时，李渊和李世民作为打天下的强势之君，雄才大略，能力和威信都很强盛，这套“三省六部”制度，运行没有任何情况，也不存在所谓相权削弱皇权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希望通过宰相们的帮助和劝谏，减少自己的决策失误，匡正自己的过失，从而更好地治理和管理国家。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资治通鉴》）。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是非常鼓励三省的长官，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有效减少皇帝的失误。
大唐皇宫
永徽朝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在武德与贞观时期运行良好的“三省六部”决策执行机制，到了永徽朝，随着人事变动和形势变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唐高宗李治，从小性格懦弱，缺乏自信和魄力，再加上继承皇位时还很年轻，皇帝的威严和权势，大大地减弱。而宰相的一方，以长孙无忌为首，除之外，基本上团结成了一个整体：太尉长孙无忌，以同中书省门下三品的头衔总领朝政，中书省中书令柳奭，门下省侍中宇文节、高季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褚遂良，都与长孙无忌，凝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帮助李世民争夺天下，居功至伟，位居凌烟阁24功臣之首。同时，李治的储君之位，长孙无忌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也是李世民托孤辅政的重臣，长孙家族是关陇望族，势力强大。所以，永徽初年的朝廷局势，大权基本是以长孙无忌的宰相把持，唐高宗李治沦为“虚君”，与蜀汉时的阿斗，没有太大的区别。而长孙无忌，则成了蜀汉时的“诸葛亮”和西汉时“霍光”式的人物。相权严重制约了皇权，两者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
皇权的惊醒
唐高宗李治虽然性格软弱，但却非常聪慧，他对自己当前的处境非常清楚，对朝廷目前的局势洞若观火。他绝不甘心做个“虚君”，也绝不愿意将祖、父两代人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反击。永徽初年发生的“房遗爱谋反案”，就是皇权与相权发生正面冲突的导火索。
房遗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婿，高阳公主的丈夫，也是尚书仆射房玄龄的次子。高阳公主为了给自己的丈夫，争夺房家长子房遗直承袭的梁国公爵位，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
“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已。”（《资治通鉴》）。
这本是一起平常的家庭爵位争夺战，却在宰相长孙无忌的一手操作下，将案件性质人为改变，使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炮制成了一起重大的谋反案。同时，还将皇家的几位重要人物，陷害成了这起谋反案的主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吴王李恪。
吴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很有才华和魄力。李世民在世时，对其非常赏识，认为只有这个儿子与年轻的自己很像，一度曾打算立其为太子，后来因为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才最终放弃。李治继位后，李恪任司空，在官职上与长孙无忌平等。李恪的皇子身份和英明果决的才华，以及所任的官职，都让长孙无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成为了他专权弄权的干扰和阻力。
“房遗爱谋反案”，在长孙无忌的精心策划下，被办理成了“铁案”，证据确凿。最终上报给李治的处理方案是：三个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两名亲王李元景、李恪，两名公主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被赐自尽！名将江夏王李道宗、宰相宇文节、名将附马都尉执失思力、谯国公柴哲威等人被流放。
长孙无忌利用这一起案件，将皇家可能制衡自己的势力彻底清除，为自己的进一步专权扫清了障碍。对唐高宗李治来说，巨大的损失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倚重制衡相权的力量被消灭了；一向以“宽仁友孝”的人格标签示人的李治，在当上皇帝不久，就被假借自己的手，一口气杀掉叔父、兄长和姐妹等皇族成员七人，对其名誉和人格的损失无可估量，其实也是另一种弱化皇权的形式。
李治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很清楚，他试图打悲情牌，在朝堂之上，博取各位宰相的同情，以求保全完全无辜的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的性命。他几乎是流着泪向大臣们求情：荆王李元景是我的叔父，吴王李恪是我的兄长，实在是不忍心杀他们，想为他们两人求情赦免一死，众位爱卿认为可以吗？
整个大殿鸦雀无声，没有一人附和回话。李治彻底绝望了，他此时才真正感受到，自己虽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实只是一个“木偶” 而已，他已经被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相们完全架空了。
长孙无忌
皇权的反击
皇帝李治从“房遗爱谋反案”中，总结出了两条重要经验：一是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一派，实力过于强大，仅仅凭借自己一方的力量，一时无法撼动，必须寻求政治同盟；二是从朝堂上与长孙无忌，开展正面碰撞，很难达到实际效果，必须曲线迂回斗争。
李治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与长孙无忌一派的争斗，更加委婉地转向后宫，毕竟后宫是自己的“私生活”，既可以麻痹对手，也容易得手。
第一步，联手后宫
。李治的后宫皇后王氏，娘家是名门望族的太原王氏，是长孙无忌一派的关陇贵族关系密切，其舅舅中书令柳奭，更是孙长一派的骨干成员。所以王皇后就成为了长孙无忌、遂良等宰相在后宫的代言人。李治的昭仪武曌，出生寒门庶族（其父虽然是开国功臣，但仍算不上贵族），不被贵族出身的长孙无忌一派所容纳，更重要的是，武曌与自己完全一条心，目标高度一致，并且很有政治智慧，头脑灵活。李治决心与昭仪联合，以“废王立武”为切入点，展开对相权的围猎。
昭仪武曌在皇后的争夺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帮助和助推了李治对长孙无忌一派的打击。她首先残忍地将自己出生才一月的女儿掐死，并嫁祸于王皇后，成功将王皇后打入冷宫，占领了斗争的主动权。之后不久，又告发王皇后与其母柳氏行“厌胜之术”诅咒自己。“厌胜之术”是宫中大忌，李治借此机会，将王皇后的母亲柳氏赶出皇宫，并将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贬出长安，离开权力中心，断了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
同时，武进一步为李治出谋划策，在许敬宗的有力配合下，抓住机会，将宰相褚遂良罢黜，贬出了长安。褚遂良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臣，也是三个托孤辅政大臣之一，是长孙无忌的核心成员。褚遂良的被贬，标志着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皇帝李治一方倾斜。
第二步，起用寒门庶族。两个代表人物，分别许敬宗和李义府。许敬宗是李治的嫡系，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跟在身边，李世民征讨高丽的时候，许敬宗曾辅佐李治监国，很有些才华。后代替于志宁任礼部尚书，并兼任太子宾客。显庆元年(656年)，拜侍中、监修国史，封高阳郡公。
李义府是贞观朝的进士，也李治的亲信，李治还是太子时，李义府就任太子舍人，后转任中书舍人，因向李治上表请求立武昭仪为皇后，被火线提拔为四品官，之后又被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位居宰相。
这两个人，历史对他们的评价都完全是负面的，史书评价为许敬宗为“虚美隐恶”，评价李义府为“笑中刀”。但是，这两个人都出身寒门，与长孙无忌等人格格不入，在李治“废王立武”以及与相权的争斗中，都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三步，分裂宰相集团。宰相集团中有一名重要的人物，与长孙氏不是完全一派，他就是时任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左仆射的李勣。是大唐名将，长期在军中任职、掌控军权，是永徽朝在军队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李世民的三任托孤重臣之一，威望极高。
吴王李恪被处死以后，李治很快任命李勣为司空，与时任太尉的长孙无忌同处三公的位置。与此同时，还专门还派出专人给李勣画像，并亲自题词，极尽赞美之词，“茂德旧臣，惟公而已”。出身瓦岗军的李，也是寒门庶族子弟，与长孙一派面和心不和，只是李勣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凶险，造就了他非常谨慎的性格，长期坚持韬光养晦、隐忍求全。对皇帝李治来说，只要争取了李勣，就等于争取了军方的支持，就有底气和实力。在李治的大力争取和拉拢下，李勣在一方权衡之后，选择支持皇帝李治。
在李治“废王立武”的事件中，正是由于核心人物的表态，“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让李治有了底气和决心，与长孙无忌一派做坚决的斗争，坚持“废王立武”，并最终一锤而定！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二十三日，李治下诏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被废为庶人，囚禁宫中。十一月一日，命令和于志宁手持玺印，正式册封武昭仪为大唐新的皇后，并命令群臣及四方酋长，到肃义门隆重朝见新皇后。“废王立武”的争夺战，以皇帝李治和武昭仪的胜利而结束。同时，也以此为，敲响了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派失败的丧钟。
转则点
唐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李治派出许敬宗进行调查处理。许敬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功炮制了一起谋反案，主角就是当朝宰相长孙无忌。许敬宗也是办理冤案的高手，将各种证据做足做实，同样办成了“铁案”。皇帝李治更是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式，不给长孙无忌当面辩解的机会，就下令剥夺他的一切官职，流放黔州。三个月之后，在皇帝李治的暗中授意下，许敬宗派出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从此，大唐贞观功臣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场大唐永徽朝的皇权与相权的争斗博弈，以“废王立武”为突破口，以高宗李治的完全胜利而结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相权派的失败而告终，彻底改变了大唐的朝廷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唐高宗李治，正式夺回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力，成为大唐王朝真正的君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