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四味小小编 四味毒叔 今天文 | 吾嘶中秋将至，你在京东或淘宝搜了一下月饼，结果在西瓜、头条、抖音、百度上都出现了相关的推送。我也曾搜过房价、税务等信息，结果立即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加微信，问有没有相关的需要。这其中一定有个人身份信息泄露，也被大多人所诟病，即便至今没能解决。但这其中还有一个“智能陷阱”，尤其深层的或本质的“工具主义”，我们必须警醒和警惕起来。Netflix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台译名《社交困境》）就向我们揭示了Facebook、Instagram、Twitter、Pinterest、Google还有Youtube等等社交软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这部纪录片最先在2020年圣丹斯电影节放映，9月9日在Netflix上线公映。在豆瓣上的译名更体现作品的主题——《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监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出自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在去年1月份出版的新书《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本书通过分析了各种APP对用户信息的获取，以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需求推送，认为目前人类处于“监视资本主义时代”，而且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主导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重新构筑了权力体系。这也是《社交困境》或《智能陷阱》这部纪录片所传递的主题思想，片中采访了来自美国主流社交应用的类似谷歌前设计道德伦理学家、脸书前盈利总监等内部人士，他们表示对自己曾经参与的项目忧心忡忡。“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
这是互联网产品的惊人本质，其中被“免费”的或许不是我们的劳动所得，也不是我们的毛发器官，而是个人信息。这部纪录片中所提及的“个人信息”不仅仅是我在开篇时提及的、近乎司空见惯的信息泄露，比如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等基本信息。在智能时代，在这些基本信息的基础之上，“个人行为”也成为重要的信息被监视、纪录、整理、利用、售卖。比如浏览网页的痕迹、搜索商品的记录，乃至无意识流露出的对某类视频、新闻的偏好。把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当做资源来开发和贩卖要从20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灭说起，当时的互联网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像谷歌这样原本只提供免费搜索服务的公司开始出售广告，而为了让广告更加相关和精准，他们便开始从用户那里收集行为数据。直到2003年，谷歌申请了一项名为“生成用户信息以用于定向广告”的专利，用肖沙娜·朱伯夫教授的话说，监视资本主义从这儿开启了潘多拉魔盒。这些信息包括比如搜索词的数量和模式、停留的时长、是否反复、模式和定位等等，这些确实可以改善用户的体验。当然，这部纪录片的出品方Netflix也会搜集这些数据，这才有了后来精准的《纸牌屋》系列剧。这项专利让这种行为合法化，而合法化的前提是它最初的承诺，将“数据废气”转化为“行为盈余”，这确实提高了定向广告的精确度，成为了利润可观的风险投资。个人信息、行为信息被完全数据化、商业化，让所有互联网企业、社交媒体公司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曾被开发的矿藏，随即转嫁到Facebook等科技公司，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时代的到来，更多的数据被挖掘、更多的信息被预测、更多的行为被影响。当我们在担心智能技术会在什么时候超越人类的智慧时，谷歌前设计道德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提出了自己的隐忧：技术超越人类弱点时。那时候，不，是这时候，个体所需的信息被精准投送，从而形成新的部落主义，也就建立了新的区隔，继而影响这个群体的行为，他们会相信地球是平的、新冠病毒是5G辐射带来的、口罩里带有卫星天线等等。而这些线上的讨论、愤怒会迅速转移到线下，现实世界在不明真相的人眼中成了修罗场。特朗普一定是深谙其道的，这也是其选择推特治国的原因，也是其对Tik Tok下禁令的原因。扎克伯格曾经被问过是否相信“脸书影响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特朗普担心Tik Tok也会。《监制资本主义：智能陷阱》这部纪录片认为技术产业使得大量虚假信息被迅速传播，而且增加了两极分化。如果按照洛克在《政府论》中所说，社交软件在很大程度上隐匿了自然状态，而放大了战争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就像是“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2018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教师对引入Go365工作场所健康项目的行为予以痛斥，于去年自发举行罢工行动。这个项目迫使雇员下载一款应用程序，运用Fitbit这一智能硬件，检测教师的每日步数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奖励其锻炼以及其他良好表现。如果雇员年终未能累积3000积分，将会面临每月多交25美元的费用，且“免赔额”提高的惩罚。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很远。更不要以为只有成年人才会被如此对待。这部纪录片中提到了1998年彼得·威尔导演的《楚门的世界》，那还是对我们所说的传统媒体的隐忧，现在已然是智能时代的全民困境。说到电影，除了《楚门的世界》我也想到1936年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其中老板无处不在的监制员工，曾一度成为我的阴影。当然现在这种阴影或隐喻成了日常，如果不能习以为常，那只能夜夜梦魇。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84》里论及“老大哥”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描述：“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一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一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或许无法从互联网中获取智慧，但一定要警惕技术利用我们的弱点，不断充实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钟：技术不必超越智慧，只要超越弱点就足以威胁存亡
中秋将至，你在京东或淘宝搜了一下月饼，结果在西瓜、头条、抖音、百度上都出现了相关的推送。
我也曾搜过房价、税务等信息，结果立即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加微信，问有没有相关的需要。这其中一定有个人身份信息泄露，也被大多人所诟病，即便至今没能解决。
但这其中还有一个“智能陷阱”，尤其深层的或本质的“工具主义”，我们必须警醒和警惕起来。
Netflix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台译名《社交困境》）就向我们揭示了Facebook、Instagram、Twitter、Pinterest、Google还有Youtube等等社交软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
这部纪录片最先在2020年圣丹斯电影节放映，9月9日在Netflix上线公映。在豆瓣上的译名更体现作品的主题——《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监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出自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在去年1月份出版的新书《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这本书通过分析了各种APP对用户信息的获取，以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需求推送，认为目前人类处于“监视资本主义时代”，而且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主导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重新构筑了权力体系。
这也是《社交困境》或《智能陷阱》这部纪录片所传递的主题思想，片中采访了来自美国主流社交应用的类似谷歌前设计道德伦理学家、脸书前盈利总监等内部人士，他们表示对自己曾经参与的项目忧心忡忡。
“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
这是互联网产品的惊人本质，其中被“免费”的或许不是我们的劳动所得，也不是我们的毛发器官，而是个人信息。
这部纪录片中所提及的“个人信息”不仅仅是我在开篇时提及的、近乎司空见惯的信息泄露，比如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等基本信息。
在智能时代，在这些基本信息的基础之上，“个人行为”也成为重要的信息被监视、纪录、整理、利用、售卖。比如浏览网页的痕迹、搜索商品的记录，乃至无意识流露出的对某类视频、新闻的偏好。
把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当做资源来开发和贩卖要从20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灭说起，当时的互联网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
像谷歌这样原本只提供免费搜索服务的公司开始出售广告，而为了让广告更加相关和精准，他们便开始从用户那里收集行为数据。
直到2003年，谷歌申请了一项名为“生成用户信息以用于定向广告”的专利，用肖沙娜·朱伯夫教授的话说，监视资本主义从这儿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这些信息包括比如搜索词的数量和模式、停留的时长、是否反复、模式和定位等等，这些确实可以改善用户的体验。
当然，这部纪录片的出品方Netflix也会搜集这些数据，这才有了后来精准的《纸牌屋》系列剧。
这项专利让这种行为合法化，而合法化的前提是它最初的承诺，将“数据废气”转化为“行为盈余”，这确实提高了定向广告的精确度，成为了利润可观的风险投资。
个人信息、行为信息被完全数据化、商业化，让所有互联网企业、社交媒体公司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曾被开发的矿藏，随即转嫁到Facebook等科技公司，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时代的到来，更多的数据被挖掘、更多的信息被预测、更多的行为被影响。
当我们在担心智能技术会在什么时候超越人类的智慧时，谷歌前设计道德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提出了自己的隐忧：技术超越人类弱点时。
那时候，不，是这时候，个体所需的信息被精准投送，从而形成新的部落主义，也就建立了新的区隔，继而影响这个群体的行为，他们会相信地球是平的、新冠病毒是5G辐射带来的、口罩里带有卫星天线等等。
而这些线上的讨论、愤怒会迅速转移到线下，现实世界在不明真相的人眼中成了修罗场。
特朗普一定是深谙其道的，这也是其选择推特治国的原因，也是其对Tik Tok下禁令的原因。
扎克伯格曾经被问过是否相信“脸书影响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特朗普担心Tik Tok也会。
《监制资本主义：智能陷阱》这部纪录片认为技术产业使得大量虚假信息被迅速传播，而且增加了两极分化。
如果按照洛克在《政府论》中所说，社交软件在很大程度上隐匿了自然状态，而放大了战争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就像是“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
2018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教师对引入Go365工作场所健康项目的行为予以痛斥，于去年自发举行罢工行动。
这个项目迫使雇员下载一款应用程序，运用Fitbit这一智能硬件，检测教师的每日步数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奖励其锻炼以及其他良好表现。如果雇员年终未能累积3000积分，将会面临每月多交25美元的费用，且“免赔额”提高的惩罚。
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很远。
更不要以为只有成年人才会被如此对待。
这部纪录片中提到了1998年彼得·威尔导演的《楚门的世界》，那还是对我们所说的传统媒体的隐忧，现在已然是智能时代的全民困境。
说到电影，除了《楚门的世界》我也想到1936年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其中老板无处不在的监制员工，曾一度成为我的阴影。当然现在这种阴影或隐喻成了日常，如果不能习以为常，那只能夜夜梦魇。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84》里论及“老大哥”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描述：
“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一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一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我们或许无法从互联网中获取智慧，但一定要警惕技术利用我们的弱点，不断充实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