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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为张轩 图

永联村的背后,是中国其他50万个亟待突围的行政村庄。永联的经验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启示?农村如何才能重新成为我们向往中的地方?
2020年9月22日,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省主会场选在张家港永联村举办。苏州市长李亚平致辞表示,永联村,正是苏南农村改革发展的典范,几代永联人解放思想、拼搏争先、接续奋斗,演绎了以工哺农、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走出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永联建村50年之际,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接受包括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等媒体采访表示,永联的经验启示,一是在于自主开发了本村的资源,发展产业,使得村民可以本地就业,集体有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取得成果之后,二是探索了共建共享的分配和兜底机制,提供了就业、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安排,推动村民对自身权利与公共事务的关心与维护。
如今,行政村往往被要求实现两大功能,一是乡村治理有效,二是产业兴旺。但当扮演“行政治理”角色的村委会,与致力于“发展经济”的集体合作社,在现有的制度下合为一体时,“领头人”们的收入的固定性,以及集体合作组织成员间的“均等性”原则,正在制约他们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因此,永联村较早进行了“政经分离、村社合作”的制度改革。
“为什么优秀的村书记很难找也很难做?因为一要会治理,二要懂产业。”吴惠芳表示,产业发展越来越要求专业的经营人才,因此进行有必要进行“政经分离”,“各做各的事”,对专业人才形成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这样才有“能人”愿意回农村,并且留下来。

“永钢集团”可以复制么?
过去几十年来,永联村实现了从穷村到经济强村的蝶变,经济总量名列全国行政村前三,上交税收高居第二。 2019年村民人均纯收入5.8万元。
永钢集团是其主要经济增长来源,这家由村办企业永联轧钢厂改制而来的钢铁企业,2020年进入全国民营企业100强。2019年实现产值750亿元,利税56亿,村级可用财力1.68亿元。
永钢集团比于永联村,“就像一个麻球”,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形容,永钢集团是内核,包裹着的是我们农民,就像芝麻一样,永联这么多年的发展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化。
作为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强村,永联村走的是什么路子?“永联经验”可以简单理解为复制一个钢厂么?
吴惠芳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永联村的成绩,可以说在于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产业化带动牵引农村的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这其中,永联经验有几个“可复制不可复制”,永钢集团不可复制,永联小镇不可复制,但永联村的壮大集体经济的路径可以复制。永联村选择产业的眼光可以复制。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可以复制。
吴惠芳介绍说,永联这些年来每一步的发展选择,都是基于当地的资源禀赋,以及对大环境、大气候等趋势的判断。
为永联村带来第一桶金的产业是“渔业”。1970年建村时,这个由长江边700亩芦苇滩围垦而成的村庄,地势低洼、十涝九灾,建村后若干年始终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1978年7月,43岁的吴栋材被南丰公社从邻村派驻到当时还叫23大队的永联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这位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复转军人头脑活络、敢想敢干,敏锐地捕捉到了气候变化,在当年底打破“以粮为纲”的禁锢,利用低洼地势,搞起了养鱼。渔业算是是当年农产品中唯一放开价格管制的,永联村因此赚得第一桶金,第二年,永联群众第一次获得了年终分配。
1984年,因为认准了农村盖楼房需要大量钢筋,永联将兴办轧钢厂作为第二次产业机会。自筹30万元,关闭其他家具厂、枕套厂等小厂,集中力量建设起了永联轧钢厂。1985年永钢实现利润100多万元,永联村由此成为全县十大富裕村。
2002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由于作为原材料的钢坯价格远高于加工后的钢筋价格,永联村于是自筹资金10亿元,上马炼钢,建成集生产、加工于一体的大型钢铁企业。
近些年来,随着需求端对质量的要求愈发严苛和多样化,中低端供给赛道竞争激烈,永联村开始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寻求产品、技术工艺、管理等提档升级之外,探索更广阔的市场和多元化发展路径。
如何转?转向哪里?吴惠芳认为,产业转型是在不同赛道上的一场战役,比产业升级难度更大。“要从把握规律,往自己产业的厚道延伸,用自己产业相关联的资源优势来左右发力。”
目前,永钢的转型方向之一是,向建筑端延伸,即用“PC构件”(混凝土预制件)装配建设,区别于传统建造方式,PC构件“可以理解为模块式的搭房子”,永联村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副社长蒋志兵介绍。
永联村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永钢集团优特钢比例已超70%,产品出口到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除钢铁主板块以外,还有金融投资、物流、建筑、旅游等产业,未来两年非钢产业比重将达到50%。
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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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是为了什么?
建村50年来,永联村通过一系列的关于经济增长成果的使用安排,正在试着给出答案:扩展人的自由,使之拥有更多的机会以享受更有意义的生活。而村庄之于村民,其角色或许更像是,可以养育和保护他们的最后退路。
80年代初,轧钢厂发展以后,永联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共建共享,提供公共产品:挖深井,让大家喝上深井水,铺上柏油马路,架设电灯、送上光明。
此后的发展中,永联村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物质资源如何分配,社会关系如何协调,以寻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
并队扩村,永联村没有搞原住民和新村民的“亲疏有别”,提出了“进了永联门,就是永联人,凡是永联人,待遇一律都平等”的原则。第一次并村时,永联发给每位老永联村民一次性补偿一万元,补平他们的存量资产贡献,从此新老村民待遇一样,“一家人不吃两家饭”。1995年起,永联先后五次并队扩村,村域面积从0.54平方公里扩展至10.5平方公里,村民从800多人骤增至11000多人。
企业股份制改造,永联村没有切掉村民与永钢集团的利益联系。1998年、2000年两次改造,永联村为全体村民保留了永钢集团25%股权。一万多名社员现每年人均可获利约7000元。
拆迁分房,永联村摒弃了“拆多少、分多少,以面积换面积”的常规做法,采取了拆迁补偿两分、“拆归拆、分归分,一户一套,老年人住老年房”的方法:拆时按标准估价,一次性补偿到位;分时一张结婚证对应一套房,每套都是140平方米,按照500元/平方米均价出售。退休老人,女的50周岁、男的60周岁以上,可申请入住80平方米的老年公寓,每户只需缴纳2.4万元押金。老人去世后,押金退还,房子由村里回收滚动使用。
由于实际建设成本超过1400元/平方米,远高于500元/平方米的出售价,其中巨大差价,由村集体资产来出。
这一做法的进步之处在于,把货币形态的集体资产,公平地转化为家家户户的实物房产,确保家家都有统一的标准住房。另外,缩小了过去可能因拆迁拉大的贫富差距——过往以面积换面积的分房方式,面积多的置换的也多,但由于置换后的实际新建房屋价值增加,原本相同的宅基地指标,有钱人房子修的大,置换后的房子也更大,价值更高,贫富差距拉大。
公平与平等不仅仅局限在收入领域,还体现在其他因素,如就业、受教育机会、医疗保健、政治与公民权利等等。
为了为失去土地、又被残酷的市场竞争淘汰下来的村民“兜底”,永联村成立了劳务合作社,和周边企业签订协议,把保洁、保安等低技能的岗位提供给永联村,使得企业招工当中被“身体、年龄、学历”三个条件刷下来的失地农民,能够就业。
永联村还特别设立了“为民基金会”,每年接受爱心人士和永钢集团及其员工的捐款达2000多万元,用于养老、助学、扶贫、助残、教育等公益项目的开支。在基金会养老扶贫项目的补充下,村里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都可额外获得每月每人350元的补贴;若有居民、职工遇到困难,如“因病致贫”等,可单独申请救助,经情况核实即可获得帮扶。
教育领域,是基金会的另一重要支出。村小学的学生80%是永钢集团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了让所有孩子尽可能享受与城里均等的素质教育,基金会每年出资40万元与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合作,在永联小学成立了管弦乐队,使得孩子们可以在紧张的应试之外,感受到艺术的乐趣。
政治和公民权利能够唤起村民对普遍性需要的关注,并要求恰当的公共行动与解决方案。永联村从法律和程序上保障了永联村民的“说话权利”。
永联村建设了村民议事厅。大厅顶部的透明玻璃可直接观天,象征老百姓希望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圆形穹窿顶中央还含有方形图案,“圆寓意表达的艺术性,方则强调不能放弃原则。”吴惠芳此前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主席台背面的立钟造型则寓意百家争鸣、警钟长鸣。
一楼半圆形的议事大厅设有主席台、285个席位和可视参观通道,每位参会代表都可以由通道直接从座位上走向发言席说话。配套建有实时直播的LED大屏,村民在家可通过数字转播实时观看议事情况。
每年,永联村会分别召开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和永合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分别审议决策村集体经济发展、社区自治方面的议题。
永联经济合作社和永合社区居委会还分别成立议事团体,定期共同研究需要上会的事项,讨论社员及居民的共同利益诉求。而针对个别利益纠纷,召集部分社员代表、居民代表和当事人家庭进行讨论、决议。
村经济合作社常务副社长宋兴祥说,议事会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就是让大家围坐在一起,不分职位高低都有权利发表意见。而唯有平等,才能带来公平。
村庄如何持续发展?
行政村要求具备两大功能,一是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既管治理、又搞产业的“村社一体化”方式,在发展初期具有独特作用,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人口多元化等因素,这种“村委一肩挑”的形式对未来持续发展带来阻力和制约。
“为什么现在村书记很难找也很难做,因为你既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又要实现产业兴旺。这个太难了。”吴惠芳说,社会治理和发展经济两大功能,对人才的专业能力要求有所区别。
这种制约体现在产业方面,如今产业发展对于专业化人才的要求提高。而村委会“兼职”的合作社往往缺乏专业经营人才。即便找到了“懂产业”的带头人,但因其领到的是固定工资,且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权利均等”属性限制,经营人才很难获得与付出、能力相匹配的回报和激励,还有些经营能力突出的村书记,往往会被提拔到政府任职,而这种带头人的更替一般不利于村集体产业的后续发展。
永联村探索的路径是,“政经分离、村企合伙”。“政经分离”,即将村委会和集体经济合作社“切割”开来,各做各的事,村集体承担社会治理功能,经济合作社专心发展产业。经济合作社相当于公司,拥有理事会、监事会,对外聘请社长、副社长,再由社长聘请经营班子成员,经营班子成员不仅有工资,还有公司股份,这就实现了对人才的激励。
永联村另一个创新之处,即是“村企合伙”。21世纪初永钢集团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时,在“彻底转、转彻底”还要“回头看”的背景下,永联村没有走大锅饭式集体化和私有化的极端,而是首先将永钢的75%股份明确为企业经营管理层持有,让“能者”发光发热。同时,为全体村民保留了企业25%的股权。村企间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同时在村企之间通过这25%的股份实现“合伙”。
永联村认为,村办企业转制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必要手段,但不能让改制削弱了集体经济,永钢集团是村民百姓共同致富的载体和“摇钱树”,“彻底转,转彻底”,将彻底割断老百姓与永钢之间的利益联系。
另一种制约,表现在行政治理功能上。随着村庄的发展,集中居住区永联小镇形成开放社区,原本相对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被逐步打破,过去“小村庄办社会”的治理模式越来越力有不逮。
比如,有外地人买了永联小镇的住房开棋牌室,引来居民投诉,村委会前去做工作,却被一句“我不是本村人,你凭什么管我”噎了回来;小镇周边车来车往,闯红灯行为一再发生,保安却没办法管……这让永联“当家人”吴惠芳意识到,仅依靠村委会进行现代社区治理已经行不通,必须将公共管理和服务从城市引进农村。
吴惠芳表示,村委会要理清村、企之间的职责和关系,依法治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同时,对于村委会难以管理的部分,应当交给政府,减少推诿扯皮,提高效率。
在他的争取下,2009年3月永联景区管理领导小组挂牌成立,政府在永联村境内派了公安、交通、城管、卫生、工商、消防等执法机构和人员进驻。与此同时,村医院、农贸市场交由南丰镇统一管理,2011年,张家港市在永联村审批设立了永合社区居委会,永联小镇与城市社区一样,实行社区自治。永联村由此,从小村庄办社会,实现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在城乡间的均等化。
吴惠芳总结说,乡村发展从全面小康到基本现代化,关键是实现三个转型,产业、治理机制以及人才队伍的转型。“正是有这些启示,我们的行为比较自觉,所以我们转的也比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