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在宋人的笔下一直都是不可多得的意象，有“忍顾鹊桥归路”的不舍，“路转溪桥忽见”的惊奇，还有“烟柳画桥”的繁盛。从中并不难看出，只要有桥梁的存在，周边似乎就有城市的影子。这也正反映出宋代的桥梁对城市建设的突出作用。根据《宋会要》载：
“密州旧在城及安邱、高密、莒县、浃沧、板桥六务，岁二万九千一百九十六贯。熙宁十年……板桥镇：三千九百一十二贯七十文。”
由此可见，宋代朝廷的大部分的城市似乎和桥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如此，宋代所征得的城市商税等税款，大都来源于建立在桥梁附近的城市。所以，宋代城市的兴盛与桥梁的修建二者之间形成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宋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加上南方水利运输的发展，桥梁应运而生，城市职能从“军镇”转为经济主导，极大带动地区间经济往来
其实说起宋代的经济发展形势，对“经济重心南移”这六个字再熟悉不过。因为宋廷在北方的战场不敌外界、战乱频发，为了保证自身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商人们自发 的迁往相对稳定的南方从事经贸活动。与此同时，江南之地自古就以“水乡”闻名，所以想要发展经济，促进地方之间的贸易往来，首当其冲就是要解决“水”的困扰。
因此，桥梁应运而生。在宋代以前的汉唐，人们就有着修建桥梁的相关记载，但是真正将桥梁的建设融入到建设中的，还要数宋人的良苦用心更为显著。
宋代桥梁的建设者们看重的无疑是当地的地理位置，他们既要在水路不通的地方建立桥梁，同时还需要从城市的选址上加以考量，如：驿站、乡镇的数量。如果一个桥梁能够牵连起两个及其以上城市的话，才是合格的桥梁。
“灞桥镇在（万年）县东二十里，滋水驿疑在此。”——《长安志》
灞桥镇正是因灞桥的存在而建立的城市，当时的灞桥是长安的交通要地，从此地向东西出发分别可以到达崤关和潼关。所以灞桥镇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地区的稳定，除此之外城市依存的根基还是经济，失去经济的支撑，纵然有天堑的庇佑都无法泰然处之。
而在开封府边的陈桥镇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把镇字拿掉，或许很多人都会想起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史实。北宋将陈桥视为性命一般，因为契丹人在北迁的时候都会经过此地。为了防止契丹人的突袭，宋人规定了“至陈桥，止民家”的要求，因此驻扎在这里的军事力量也是常人意想不到的。
也正是宋代的桥梁建设，大都占据了战略要害和交通要道的突出地位，所以宋代朝廷对桥梁的重视程度是远远超过前人的。所以，宋代的桥镇在政治、军事乃至交通功能都具备之后，其重点开始向经济转移。
宋代造船业的发展大大适应了南方水利运输的天然优势条件，所以经济中心的南移成为了宋代不可逆的形势。而依据桥梁建起的乡镇，在这时候也产生了“市”。北宋时期，中央为了巩固对地方的统治，要求乡镇的经济发展也必须向城市靠拢。而太祖或许觊觎地方的军事实力对中央造成威胁，所以将“军镇”的发展重点转变成以经济优先。
昔日的陈桥兵变也成为“投鞭日午陈桥市”的繁盛景象。
二、依靠桥梁地理优势建立的城市，随着经济贸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地方在税务收缴方面增加了“过桥费”，“场务”的出现让桥梁与城市商税的联系日渐密切
无论是先前提到的灞桥镇、陈桥镇，还是之后的柯桥镇、渭桥镇，他们已经都不再是简单的因为桥梁的交通作用，而繁荣的乡镇聚落。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已然具备一个城市发展的所有条件。
其一，有着桥梁的交通优势，大大节约了地区间经济贸易的运输成本；其二，乡镇人口的集中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人口红利，潜藏的消费市场巨大；其三，宋代朝廷对因桥而建的驿站、乡镇高度重视，有着更加明确的政策偏向。以上种种对宋代桥镇转变为“城市”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简而言之：桥梁对城市的建设不容小觑。
的确，桥梁对城市来说尤为重要，但在城市建设中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桥梁的建设需要城市的财政支持。毕竟修建桥梁的开销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贸然的在规划城市建设的时候建桥梁可能会让自身的经济入不敷出，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不必要的争端。
所以，宋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想到通过“征税”形式来回收修建桥梁的建造成本。不得不说，宋人在发展城市经济方面真的是别出心裁。因为桥梁的建设能够促进城市间的经济交流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所以就想通过征收商税的方式增加城市的财政。
宋人由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早已有了对商税的划分：住税和过税。住税是规定按照交易双方的金额，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近似于现在所说的贸易关税。而过税，顾名思义就是商品在运输过程中也要缴纳相应的税费，也就是过路费。所以，运用到桥梁的征税方面就形成了“过桥费”。
而在宋代还专门设置“场务”，以此来管理桥梁和城市的商税缴纳。场务是官方设置的收缴商税的城市职能部门，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在桥上利用栏杆锁住陆上的桥梁，过往船只必须交税才能通过；另一种就是在船上对走水运的商队征收相应的税款。
根据《宋史》的记载，当时汴梁城商税的征收环境是这样的：“京城汴河诸桥，差人防护，如闻留商旅舟船，官司不为禁止，自今犯者坐之。”因为需要缴纳一定的“过桥费”，所以当时为了逃避交税，众多商人以身试法，借助载客的船运输货物。
皇祐三年，当朝皇帝下令“沿汴河商税，务毋苛留公私舟船”。由此可见，宋代朝廷对征收商税的重视程度。
后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活动日渐频繁，朝廷改变了征收商税的规范。熙宁五年，便有了“商贾之赋归都商税务，船栰之征则归汴、蔡河锁”，意思是水路和陆路各自分离。所以说，宋代的桥梁和城市的商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三、宋代因桥梁而征收的“桥税”，对刺激城市经济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与此同时衍生出的地方“桥务”，既减轻了桥梁的维修成本，也优化了城市的管理经验
总而言之，宋代特立独行征收的“桥税”，使得之前依附在军镇基础之上的城市管理，有了更加独立的自主权。正如《宋会要》所载：“凡商贾之赋，小贾即门征之；大贾则输于务货。”为何说宋代征收的“桥税”，反而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呢？
其实说起征收商税，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一方式无疑会加大商品的运输成本，而忽视了它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宋代对“过桥费”这类的“过税”有着更加细致的划分，即通过水运运输货物，只需要缴纳少量的税费，而如果从桥上经过的话，所缴纳的就会相对多一些。因为其中要涉及桥梁的损坏和维修的成本，而在多水乡的江南来说，水运明显更具有优势。
商人们为了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自然会将运输的成本压缩，所以在无形中会偏向于水运的方式。因此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由于水运的发展而日益密切。
除此之外，桥梁所占据的水路优势造成了原先乡镇人口的聚集效应，一定程度上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宋代城市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自然就是以桥梁为中心的核心地带，交通运输优势和经济贸易活动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建起城市繁荣的“经济圈”。
在宋人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也能够或多或少的发现桥梁的身影。因为大多的乡镇的命名都是从桥梁的名称演化而来的，就如同之前提到的陈桥镇、灞桥镇一类。因为桥梁对城市的经济有着突出的作用，所以才衍生出了与之相配套的“场务”等官方行政部门。
所以，宋人在建设城市的时候，尤为重视桥梁的作用。收取的“桥税”能够充实地方的财政，从而反作用于城市的建设和桥梁的维护。而专设的“桥务”制度，既减少了城市对桥梁的管理成本，同时还丰富了征收商税的形式，成为宋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效仿的典型。
参考文献：
《宋史》
《宋会要》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