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汗青说文史
隐士文化，大概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商周时期不食周粟而隐居山林的伯夷叔齐兄弟，垂钓于渭水河畔愿者上钩的姜子牙姜太公，到先秦时期鬼谷子，魏晋时期陶渊明，甚至写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仙李白，他们的一生也在功名利禄和隐居世外的纠结里打转。
《论语·公治长》中写到：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在“道行”与“道不行”之间取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隐士文化，一直伴随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兴起与发展。但奇怪的是，自从两宋以后，隐士文化突然之间从兴盛到戛然而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中国隐士文化的兴起，与“分封制”和“井田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知识分子无法辅佐君王，就只能隐居世外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推翻残暴不仁的商纣王，建立周王朝，从此开辟了长达800年周朝的统治时期。但此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对叫做伯夷和叔齐的兄弟，因为不愿意“食周粟”，跑到首阳山隐居，最终生生饿死了。
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被孔夫子多次提及，而后由他的学生记录在了《论语》之中，从此开辟了中国隐士文化的潮流。
图丨李唐《采薇图》（局部）中的伯夷叔齐兄弟
伯夷和叔齐，其身份是商王朝的王族，其父亲是孤竹国的末代国君，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比较有意思，因为不愿意继承王位，跑到了周国，也就是周王朝的前身。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你俩在周取代商之前就跑到了人家周国躲着，肯定是吃了人家周国的饭的，怎么等过几年周取代了商，就开始变得“不食周粟”了呢？
这里就牵扯到当时的两个社会制度，分封制和井田制。分封制起于商而成于周，是周王朝最根本的统治制度，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制度就是井田制。分封制和井田制的核心就是：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给诸侯，由他们代为统治。这里有一个关键，分封制和井田制之下，周王朝是天下共主，也就是说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而诸侯只拥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
正如《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中提到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句话的法理依据，就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和井田制。
图丨周王朝的分封制
西周以前，井田制尚未完全演化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说在周朝以前，还没有人站出来名告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归大王一人所有，自然不存在“食周粟”或者“食商粟”的问题，可是周武王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方式确立下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立了法，而且是宪法。
在这种环境之下，不愿意背叛商王朝的伯夷叔齐两兄弟，就只能选择躲进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生生饿死。
所以说，如果说伯夷叔齐是中国最早有记载的隐士的话，那么分封制和井田制就是促使“隐士”这个概念出现的关键要素。
而从西周以后，随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蕴含的道理越来越普及，中华大地上的一切知识分子就只有一个选择，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名义上来讲，每一个知识分子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自动变成某个王或者皇帝的臣民，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选择，从选择这一个王辅佐或者选择另一个王辅佐，变成了选择唯一的王辅佐，或者不辅佐。
图丨贾岛《寻隐者不遇》
所以《论语·述而》中才说道：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原因就在于这片土地有了唯一的主人，如果这个唯一的君王不用你，你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了，只能“乘桴浮于海”。
历史总是以螺旋递进的方式往前发展，虽然西周之后春秋战国，秦汉两晋等等时期总有一些循环变化，但往前发展的大趋向始终没变，即家天下逐渐占据主流的社会中，士大夫阶层只能选择效忠皇帝或者隐居世外，这其实就是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无奈选择。
秦汉到隋唐期间隐士文化的发展，即为士大夫阶层与皇权角力的过程，科举制的创立，让士大夫阶层丧失“隐与不隐”的选择权
从秦始皇嬴政建立秦朝开始，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系正式建立，家天下已经成为当时人民的共识，在这种现实之下，士大夫阶层想要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就必不可免地向皇权靠近。但在这过程之中，士大夫阶层几乎像是寸土必争一样固守着自己的权力。从秦朝到北宋这近千年的历史，就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角力的过程。
秦始皇以强力统一全国，弃分封制而取郡县制，就是皇权限制士大夫权力的体现。因为当时的山东六国贵族，也就是曾经的士大夫们，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所以秦仅二世即亡。都说汉承秦制，但汉与秦最大的不同就是，汉王朝是郡县与分封制度并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使得汉朝能够度过开始的危机阶段。
但就算这样，汉朝初立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隐士的存在，比如著名的“商山四皓”，刘邦作为开国帝王，连手下的大将韩信也是说杀就杀，可偏偏就有“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刘邦几次请他们出来做官，这些人就是不出山，刘邦却拿他们没办法。
图丨李公麟《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局部）中的“商山四皓”
《史记·留侯世家》之中记载：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皇帝要换太子，满朝大臣都劝不住，但看到商山四皓站立在太子身后，皇帝就立马改变了主意。商山四皓作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代表，由此可见其力量的强大。在这一时期，士大夫选择“隐”或者“不隐”的权利，还在于自己，不在于皇权。用今天的话说，是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皇帝虽然可以拥有天下，但做不做你的官，选择在士大夫而不在皇帝。
这种卖方市场一直持续到两晋，最出名的例子就是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包括阮籍等“竹林七贤”。
图丨陶渊明画像
然而从唐宋开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深，和科举制度的确立，皇权逐渐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时候，“隐不隐”的决定权，逐渐从士大夫自己手里，过渡到了皇帝手里。
翻开史书，不难发现，唐宋以后那些著名的“隐士”，多是被皇帝弃之不用，只能归隐于山林的文人。我们熟知的大诗仙李白，还有“奉旨填词”的柳永等。是李白自己想要“小隐隐于野”，选择去游历大好山川的吗？不是，他也曾兴高采烈的跑去长安求官；是柳永自己想要“大隐隐于市”吗？当然也不是，否则他也不会费尽心思的去参加科举。
由此可以看出，从秦汉一直到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隐不隐”的权力，是逐渐从士大夫自己的手里，过渡到了皇帝手里。所以说，隐士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角力的过程。如果说西周井田制的确立，是让士大夫阶层失去其它选项的话，那么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其实就是士大夫阶层丧失“隐与不隐”选择权的过程。
两宋后皇权高度集中，士大夫阶层沦为皇权附庸，彻底失去了做隐士的资格，中国隐士文化至此消失
神奇的是，在两宋还很流行的隐士文化，经历元朝短暂的混乱，到了明清时期，忽然就戛然而止。提起秦汉的隐士，大家至少知道鬼谷子，知道商山四皓；提起两晋，有陶渊明，竹林七贤；提起唐宋，好歹有半隐半不隐的李白，柳永等人。可是提起明清两代，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的话，很少有人能想起那个有名的隐士，这是为什么呢？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有个著名的案子——宰相胡惟庸案。这个案子的本身我们不去讨论，但由此引发的变化，却跟隐士文化在明清的戛然而止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从他以后，朝堂上就没有宰相这个职位了。虽然说明朝中后期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充当了宰相的作用，但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宰相这个职位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图丨宰相退出历史舞台
宰相是百官之长，中国汉字有时候细究起来，很有意思，“长”在这里的意思很明显是长兄，长辈的意思，也即是说，其他大臣可以算是孩子。那么皇帝把大臣之中唯一的长兄给废除了，留下一堆孩子，还不是随便欺负？宰相被废除，自然意味着皇权的高度集中，从此之后，所有朝臣，士大夫阶层都成了皇帝的附庸私臣。
在明朝《大诰》中有这么一句：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也就是说，明朝时皇帝要你当官，你不去，选择当隐士的，就是死罪。这与汉朝时商山四皓不愿意当官，刘邦就拿他们没办法这一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朝更不用说了，所谓士大夫阶层，已经彻底沦为皇帝的奴隶，人身自由都没有，何谈隐士。
所以说，如果唐宋是失去选择权的话，那么明清两代，皇权的高度集中，直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失去“隐士”这个选项。在这场士大夫与皇权的角力中，士大夫阶层输得一败涂地。而中国的隐士文化，至此也彻底消逝。
图丨古代士大夫阶层
综上，中国隐士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客观上讲，是士大夫阶层为了自己的权力，与逐渐高度集中的皇权角力的过程。主观上讲，是在中央集权逐渐走向极端的情形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的理想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的方式。然而伴随着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走向巅峰，留给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直至消失。从这个角度上讲，隐士文化的兴起，昌盛，衰落以及最后彻底消失，其实都是封建王朝统治下，越来越高度集中的皇权之下的必然结果。
应该说，作为中国古代先进文化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就算面临着明清时期皇权极度高压的现实，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兼济天下”的信仰，哪怕为此失去了“独善其身”的机会。文章的末尾笔者想起现代诗人艾青的一句诗：
“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谨以此献给可敬又可叹的中国古代文人阶层，和伴随他们的隐士文化。
参考文献：
《论语》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