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汗青说文史

偷渡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一直客观存在,历史上偷渡的人也不在少数。而最近,也有一则偷渡的新闻被爆出。近日,英国一辆货车上有39名越南人偷渡而被冻死的事件引发了各国关注,这件事可谓震惊世界。偷渡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国际问题,在我国清代时,就曾有过一起大规模偷渡事件,并且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清代前期时,许多福建人选择偷渡台湾,这件事的影响深远,直到如今其历史价值依然值得研究。

一、前因——偷渡前夕:福建人多地少,临近的台湾大量耕地急需开发

清朝时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再加上海禁政策,可谓是四面封闭,当时整个国家仿佛被世界隔离,弱而不自知。而清朝内部也是动荡不安,当时的专制主义制度被推到了顶峰,防范制度也不断完善,所以皇帝的权力和话语权比起前几代来说是最高的。这样的环境下,使制度不再有威慑力,只有皇权最令人信服。这样看似可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实际上对政权稳定性最不利。即使清朝前期经济发达,但是对于百姓来说,依然存在不满的隐患。

清朝皇帝在当时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台湾被开发起来,台湾的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性生产也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土地被开发,耕地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而当时的福建一带却有很多人无地可用,当时的清朝正值人口暴增时期,而清朝前期时又禁止人民“无照渡台”,并且还严厉禁止妇女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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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垦荒遵照

福建人口众多,耕地却少,而台湾却需要劳动力,再加上福建地理位置临海,所以自然从海上去台湾极其便利。所以有众多尤其是“游手好闲之人”偷渡去台湾,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偷渡潮,因此偷渡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而台湾的人口也迅速增加,有利于台湾当时的开垦发展。

历史上对于当时偷渡的记载也格外多:

“1730年(雍正八年)同安、诏安、龙溪人129名,由客头王彩、船户陈荣等偷渡过台,在烈屿开船,乘小船到大担、帽口、白石头、湖下等出口上船,男妇124名,在澎湖遇风,飘至广东竭石青山仔后江湾。(3812)”

这段记载便是在偷渡过程中发生了意外的一例事件,除了自然引起的意外,甚至还有偷渡的妇女被发现后而被抢卖。

历史上有记载的而被发现的偷渡也不在少数:

“1748年(乾隆十三年),搬眷例停,偷渡必更甚于前。本年拿获偷渡十五起,每起男妇有至七八十人者,最少一二十人。”“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闽省拿获6起。拿获台湾船只,由船户陈水在晋江揽客偷渡,共14名。又,在凤山拿获蔡牙等4人,其中客民1人。又,在台湾本港幸获沈尧等27人,由厦门提标后营哨船偷渡。”

那么偷渡被抓获的以及出意外的人这么多,民众又为何要偷渡呢?他们又是怎样偷渡的呢?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清朝当时的经济政治包括文化背景,也与此有关。福建人为了谋生而选择偷渡,这也是其寻求出路的方法。

清朝福建省

二、发展——偷渡详情:偷渡方式五花八门,偷渡关系网覆盖广

当时的清朝出现了“偷渡潮”,由于偷渡人数多,偷渡也在快速发展,而偷渡也越来越体系化。包括偷渡的船只、手法等等,都开始多样化,并且在福建本地变成了一门生意。

1、偷渡的船只

偷渡所使用的船只,主要有三种,即商船、小船,并且还有清军的哨船参与其中,这也可见当时偷渡所涉及之大。

商船发展最早,甚至要追溯到康熙五十年,每船可载一百余人或两百余人,可见当时的偷渡情况之严重。商船的首要便是获利,所以在雍正二年时,就有发现商船利用“水手空缺名额”这一借口,来偷渡无照民众,以此大量获利。随着偷渡的发展,偷渡手法也层出不穷,有的船户来往于人多地区,借口载货,其实是专门用于偷渡。还有些人并不使用商船偷渡,而是自己聚集几十或几百人自备船只而过,不过聚集许多人需要时日,并且聚集的精力也花的很大,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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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博物馆偷渡模型

在有关哨船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但在雍正年间,有些将领拥有自备哨船,这种哨船“往往亦载偷渡之人及私出之米”,而且到了乾隆后期的时候,还发生了厦门提标后营的哨船私自偷渡客犯27人去台湾的案件。在偷渡中,也有的是台湾的小船,有在运输货物后民众乘其回台而顺道暗行之人,还有些是沿海赴台的小船。

这些船只偷渡民众都会收取一定费用,例如在乾隆五十五年的陈水案中“男客每名交番银一元,女客每名钱八百文”。这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虽然比官渡便宜,但也盈利颇丰。也正因这些盈利,才会激发船户的积极性,使偷渡愈发发展起来。

福建福州码头

2、偷渡的组织

由于清代前期的偷渡已经变成了一门行业,所以偷渡不仅有专门的船只,还有组织,有分工,有接应。此外,有些经常来往港口的差役、地保等相互勾结,形成了一种关系网,也为偷渡之方便敞开了大门。

偷渡的主要组织者叫客头,是由他来和船户之间建立关系的。不管做哪一行都需要有一个统筹的人,客头就相当于偷渡的领导人,由他进行上传下达。他对上联系船户,对下又给船户以及接应之人发放报酬,而客头也不是谁都能干,他多是当地有势力有能力的不法之徒,否则他既不能做,也不会敢做。有些客头还会借用偷渡之名进行其他非法的勾当,在乾隆十二年时也有官员提出“首严客头”,也就是抓获后第一个惩罚最重的便是客头。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朝廷认清了客头的严重危害性。客头还会和当地地保澳甲、差役串通,以此行便。除此之外,还有地方官员与船户相勾结的情况出现,这也说明了因为偷渡也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行非法之事。

台湾历史博物馆偷渡模型

除了客头,还有些其他人员,包括船户、接应之人、招引之人、窝家以及船工水手等。涉及人员数量之多,种类之多,也证明了当时偷渡行业的规模之大,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后果——偷渡惨剧:没入孤岛、沙洲、葬于鱼腹者十分之四五

当时偷渡的大多数福建人都是平民,他们迫于生计而外出,虽然偷渡行业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程序,并且有了相关的人员分类,但是环境依然十分恶劣。在海上漂泊时,顺风的情况下可能两三天才能到达,福建离台湾距离很近,在我们现在的到达的路途时间很短,不过以前不比如今,两三天已经是比较好的情况了。例如有的“十八日登舟,十九日放洋,二十一日望见台湾”。但是也经常有不顺利的记载,最常见的便是“因风不顺,收回湾泊”这种逆风的情况。能到达台湾已经万幸了,而更多的偷渡客都牺牲在了旅途中。

由于当时的造船技术并不发达,而且这些船户大多不是专业发船的师傅,在天气预测方面做的也不够完善。路途中意外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再加上当时的一些客头以偷渡为借口贩卖妇女,所以实际上偷渡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历史上关于偷渡的记载中便可以说明,在雍正年间时,福建总督就指出了偷渡客命运的数据分布,抓获的人数占偷渡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偷渡成功到台湾的只有十分之二三,而大多数人,“其没入孤岛、沙洲、葬于鱼腹者十分之四五。”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哪怕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因偷渡而丧命的人也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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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福建人赴台路线图

这样的悲惨遭遇与偷渡的不正当性也有关系,偷渡本就是非法之事,而在此下敢于做偷渡的船户等人,都是以利益至上,在对偷渡客的负责上是完全不能保证的。在偷渡中,有的偷渡客会被藏匿在山洞里,有的会被封钉在舱中,而在遇到官员查船时,很多水手都会弃船而逃,那些偷渡客很难逃走,便只能等着被抓获。不仅如此,偷渡者承受这些风险的同时还要经历许多磨难。据《台湾县志》记载,有以下几点:

一、偷渡者会顶冒水手的姓名,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由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二、客头用“湿漏之船”收载几百人,挤入舱中,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到岸以后,恐人发觉,遇有沙洲,就赶着离船,名曰“放生”。三、在沙洲上,水深的地方,全身陷人泥淖,名曰“种芋”。四、潮水涨起,随波漂溺,名曰“饵鱼”。

所以从以上几点可见,福建人当时的偷渡实在是很辛苦,也可以推断出当时福建一带的生计有多么困难,所以才要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谋生的机会。那些不幸死去的人是没有人为他们申冤的,这是福建人移民台湾的一段苦难史。而那些成功抵达台湾的人们,也为台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渡台的艰辛是我们现在所想象不到的。

我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同时,也应该用这段历史来警醒现在的我们。

参考文献:

《台湾县志》

《明清史料》

《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