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汗青说文史
在以君为本的中国古代，为维系国家的稳定运行，必须规范君主的行为。死谏便是臣子与君主抗争的一种手段，中国的死谏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荡气回肠的篇章。
一、死谏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君主一人专政，皇命不可违成了一种理念和传统，而皇帝也会犯错，昏庸无道的皇帝更不在少数，一个皇帝的昏庸可以直接导致一个朝代的衰败和灭亡。而这时，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也必须受到制约，以保证其权力的正确实施和国家的正常运行。古人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制约方法，如在汉朝时董仲舒的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便是以天道而限制皇帝的行为，把皇帝和民生疾苦联系到一起。
汉朝董仲舒
可这产生的效果也是有限的，这时皇帝身边的大臣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也分积极的与消极的，若是忠臣为国为民，则皇帝也不敢任意妄为，若是奸臣当道，如魏忠贤，赵高等，皇帝难免近墨者黑，一句句怂恿也可以让一个明君成为昏庸之人。诸葛亮《出师表》也中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见，臣子对朝代兴衰影响之大。
奸臣有千万种方法祸害朝廷，忠臣当然也有方法让皇帝不得不安分守己。这就要提起古代的死谏。顾名思义，死谏即以死进谏，《红楼梦》中贾宝玉提到，“臣死谏，君死战”。即使赔上性命，忠臣也要用鲜血唤醒皇帝的良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被唤醒良知，但他们依旧怕死谏，为什么呢？当一个臣子在朝廷上向君主死谏，一头撞死在柱子上，臣子被后人称赞，而皇帝就惨了，史官大笔一挥，昏君之名就定下了，势必受到万世谩骂，这是皇帝最头疼的。
说到死谏，最早的死谏第一人是夏朝的关龙逄。大夏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夏桀，昏庸无比，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更是荒淫无道，天理难容。夏桀造了一个大池子，里面都是有酒和美女，天天沉迷其中不理朝政。关龙逢便以大禹为例劝说他。他不仅不听，还杀掉了关龙逄。
夏桀因为不听从关龙逢的死谏，任意妄为，最终国家覆灭，悲呼哀哉！
二、死谏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
明朝唐顺之曾在《封知县张公墓志铭》写道：“顾吾与若母两人老耳，死諫是尔职，不死是圣天子恩厚无量也。”儒家忠君为名的思想影响，士大夫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不断奋起反抗，以引起皇帝重视，死谏变成为了一个光荣的传统。可死谏毕竟是文管豁出命来，“一撞留千古”是真的，可是死谏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死谏成功者，则国家危机得救。死谏不成功，则身死留青史。对于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这都不算是一场亏本的买卖。清朝钱谦益在《尚宝司少卿王之寀授奉直大夫制》写道：“尚终念生全之德，其无忘死諫之时。”可见士人对死谏的崇高敬意。
而死谏真正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也是相当之大，虽说成功的例子不多，但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次死谏甚至可以挽救一个国家的危难，拯救国家于水火，唤醒君主的良知，提醒君主的作为，对改善经济，文化，国家体制有重要影响。若遇到一代明君，则死谏可使国家兴隆，实为社稷之福，国家之福。
唐朝时期魏征与李世民就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李世民器重其才能和敢言，授予谏管之职，多次招于朝廷问政治得失。后魏征死后，唐太宗惋惜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魏征猝逝，遂失一镜矣！”并为之亲自书写墓碑，下诏陪葬于昭陵。
魏征与李世民
这就造就了唐朝盛世，一代“贞观之治”，成就了这个天朝大国的繁荣与强大。
可见，光有死谏的人不够，还要有能听死谏的君主。死谏的人朝朝都有，但明君难得。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死谏作用的大小，是否可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不在于死谏者，而在于君主的昏或明。
三、儒家对死谏的影响
儒家发展于战国，由孔子为开山鼻祖，兴盛于汉朝，并一直以正统思想的地位存在于各个朝代。儒家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重视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对士大夫影响极大。
儒家注重天下为公，忠君爱民，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士大夫多为科举出身，四书五经是他们心中神圣的教科书。孔子等儒学大家号召人们成为圣人，而成为圣人要做到“修身、齐家、平天下”，士大夫们在这个充斥儒学的时代所受精神影响巨大，可以说每个士大夫都以儒家所阐述的圣人标准而生存和为官。
欧阳修书法“修身齐家平天下”
故死谏的出现和发展便是士大夫们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这些儒家思想在不断的发展中被统治者发展为助其统治的工具，教会官员们忠君爱国，至此出现了一批批不怕死，为国献身的士大夫们。死谏成为了士大夫们成就“圣人”的一种“捷径”。为国身死，方可流芳千古。
所以说，儒家文化在当时塑形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这就造就了他们死谏的勇气和热情，故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特别发展到明朝时的理学，对死谏的贡献起着主导性作用，可以说是死谏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四、死谏对士大夫阶层的反映
死谏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意味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君主有绝对的权力，臣子才有死谏的必要。而进谏是这些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一种相处方式。士大夫阶层渴望追求政治地位，反抗官场中的挤压，希望得到君主的重视。明朝以后理学的兴盛，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死谏”则是文人追求自我价值和实现理想一种极端表现，战国时的屈原便是其代表。他看不惯显贵高官们歌舞声色，朝中奸臣当道。内忧外患之下，屈原多次谏言，却终被人陷害而流放。报国无门的屈原以死明志，渴望唤醒君主，唤醒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
爱国诗人屈原
这些从小饱读儒家思想的士大夫们秉承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上书阐述国家利弊，皇帝不听，便是对自己的看不起，抱着对国家对君主的绝对忠诚，以身为国死，虽死犹荣的信念，进宫死谏。这些士大夫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为君为民，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他们这些人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拯救国家危难，无论皇帝接不接受。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献言献策，并为自己谏言的实现奋斗，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坚信就算是拼了性命，那太平盛世终会到来，之后名流青史，为后人膜拜敬仰。
死谏也是这些官僚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制约到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们似乎觉得死谏而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为苍生造福的圣人姿态。士大夫们崇拜比干，崇拜比干死谏挖心而不悔，他们崇拜孔子所阐述的圣人之道。同时，他们恶心那些皇亲国戚，恶心那些明明残疾却妄图插手朝政的阉人，他们勇于对抗内阁权臣，敢于触碰皇帝的底线。
在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因不喜欢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下令将孟子移出孔庙并废除其“亚圣”称号。朱元璋此举是为了表示君主的权威，可偏偏有人不给他面子。刑部尚书钱唐向朱元璋进谏道：“我就是要为孟子而死，便是死了也光荣。”朱元璋却破天荒的作罢，改变自己的计划，这似乎是给士大夫们进谏开了一个好的头。
明太祖朱元璋
自此，死谏人数越发的多，这当然与这一时期理学兴盛有关，也可能皇帝的决定的确有不对的地方，但皇帝不管这些，大部分都是以“既然你想死，就去死吧”的态度结尾。
历史上，这群士大夫阶层多为寒苦书生，从小饱读圣贤书，渴望建功立业。死谏就是求死，而他们相信如果自己的的性命能够扶正朝纲，那么牺牲又有何妨。不得不说，这群士大夫的勇气值得称赞，但称赞不代表认可，死谏固然表达自己的决心，但有的皇帝不吃这一套，反而愈演愈烈，火上浇油。
死谏的发展同样也是这些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代代有气节重气节的文人们忠于国家，忠于君主，他们敢于抗争，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不屈，是坚毅。皇帝是他们的主子，但不代表皇帝可以控制束缚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初心。
“宁愿生死，不愿苟活，宁愿撞死朝堂，不愿同流合污”，生命在他们眼中永没有忠义重要，正是有这群敢于死谏，愿意死谏的人，才造就了一个个太平盛世。在历史长河中，死谏永远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国家更好的“活”，是为了君主更好的“活”，暴君可以取走忠臣的性命，但磨灭不了一代代臣子的信念。不得不说，死谏在历史中对一个朝代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死谏，士大夫臣子们对国家的以死明志。
参考文献：
《明史》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红楼梦》
《封知县张公墓志铭》
《明代的廷杖与谏诤》
《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