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
谈到国与民之关系，就绝对逃不开粮食这个话题，而宋代的农业发展水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代表，其粮食产量之高更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民之根本的粮食，同时也是流通的商品，因此也就出现了粮食的市场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对粮食价格起关键作用的便是供求关系的矛盾运动，那么看看宋人是怎样平衡二者关系的呢？
一、为保朝堂内外的稳定，宋人极为关注农业生产，满足了“民以食为天”的生活供应，同时沿袭了前朝粮食仓储的做法
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根基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一直是历代王朝关切的重中之重，而细数曾经发生过的大小起义事件，任何一件都和粮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宋代更是如此，虽然在外不敌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但是在维系朝堂和百姓的生活方面，宋代朝廷却有着独到之处。
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凡是了解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宋代朝廷外交政策一向是委曲求全的，所以不免让人联想到对内的不公。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宋代为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大力发展农业。甚至针对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制定了特定的参考指标，即粮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北宋神宗和徽宗年间，根据《宋史》的不完全统计，其粮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00万顷以上，而且这还只是初步的估算。要知道如此庞大的粮食种植面积，放在今天也是尤为可观，哪怕在宋真宗时期，土地面积都有500万顷。再来看看南宋，嘉定十一年，由于长期的粮食积攒，当时的粮食供应量满足1000多万户的生活已经成为了现实。
所以，“民以食为天”对宋代朝廷而言绝不是空穴来风，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宋代寥落的国运之下，依旧很少出现农民起义等事件，反而在南宋末年涌现了一大批像文天祥、岳飞等爱国志士。
随着粮食种植面积的不断开垦，宋代每年的粮食产量也节节攀升，自然也就出现了粮食的结余现象，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宋人沿袭了先前所建的粮食仓储制度。即将民间所产的粮食，通过朝廷官方的售卖，放在特定的地方加以储备，以防止天灾人祸之年，而造成的颗粒无收。这也是中华民族未雨绸缪的表现。
宋代建立的“中央——地方”粮食仓储不仅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完备体系，还形成了功能丰富的粮仓。例如，宋代的粮仓分为官俸和备荒，其职责和名称相匹配，官俸仓即满足官员和军备的粮食供给；备荒仓则是为黎民百姓而设立的公益粮仓。在当时虽无“公益”之名，但也有了“公益”之实。
《宋史》载：“年为娄丰，租入益裕，江淮之大军转般陈陈相因，京师之端平、淳祐、平籴等仓无所于容，向蓄才三月，今不啻三年耕之蓄矣。”这是对临安粮仓的史料记载，除此之外，朝廷还颁布了兴建粮仓的诏令“以公田租浩瀚，诸仓不足以受力……为廒百，为间五百有二，为米六百万石。”
由此可见，宋人在面对粮食生产和粮食供应的问题上，是尤为重视的。而在宋代虽建立了多数的粮仓，但是其储备的粮食似乎并不及唐朝。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说有人在这过程中，将粮食放入了自己的口袋。
二、随着宋朝商品经济进程的加快，粮食作为主要的生活物资，被贴上“商品化”的标签，并逐步“市场化”，反观粮食仓储却每况愈下
的确，但从史书的记载中，宋代的粮仓数量是不亚于唐的，可是储备的粮食总量似乎并没有与前朝拉开差距。《唐通典》载：“天宝八年，通计天下仓粮屯收并和籴见数，凡一亿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这是唐代郡县收储粮食的记载，而宋代有关此类的记载却少之又少，这不免让人心生疑虑。
因此，就要谈及宋代的经济了。众所周知，宋代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享誉整个古代，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凡是经过劳动生产出的物品，无一例外的都会成为商品而存在。粮食更不例外，而作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物资，粮食作为“商品”销售之后，或者说被贴上“商品化”的标签之后，其独特性使之不可或缺。
宋真宗曾对粮食的定价如此定论：“应今后百姓商旅将带斛斗，各人便逐处籴货，官司不得辄有禁约。如敢固违，当行朝典。”这也就意味着，朝廷并不直接参与粮食价格的制定，能够左右粮食价格的只有市场。所以，宋代朝廷的官府并不强制限制粮食的市场流通，甚至还抱有鼓励的态度。
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来源，越来越多的粮食种植者开始将自己所生产的粮食投入到市场进行销售，而不再选择以往销售给官方的粮仓作为贮备粮了。所以，在宋代的商品化进程中，能够发现粮食的市场化也是极其迅速的，并且是极具代表性的。这是导致宋代粮食总贮备减少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外部环境的动乱也造成了宋代粮仓储备总量的下降。宋真宗时期，面临着来自西夏和辽国的战事压力，必须要投入大量的军队前往西北镇守边疆。而人口的增多带来了更多的消耗，因此也就加重了周边粮仓的负担。为了满足军需，朝廷专门设立了籴便司、折博务等专门的机构用于从市场采购粮草。
宋朝的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官方的行政人员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用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冗官、冗军、冗费”，简称“三冗”。先前提到，宋代的粮仓分为官俸仓和备荒仓，而行军打仗所用的粮草便来源于此，加之“三冗”的沉重压力，让宋代的粮食仓储入不敷出。
在当时，购买粮食已经成为了粮食仓储的主要方式，就连粮食生产的地区也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粮食储备。景德四年，朝廷针对东南上交的粮食规定在600万石，但在此后，江淮之地每年只有200万石的储备。
为此时任转运使的张根曾上奏宋徽宗，言：“（江西路）岁租百四十万斛，给中都百三十万，而官兵度五十万，使岁入如数，犹缺四十万。旧以盐利三十余万缗和籴，故虽凶岁不乏。”
因此，宋代在处理粮食仓储和市场即供求矛盾的过程中，也是极为头疼的，一方面要维护好商品经济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又要巩固好边疆的粮食供应。即不能顾此失彼，但是善于发现的宋人，似乎找到了二者的平衡点。
三、宋人将粮食仓储和市场需求作为平衡价格的关键，稳定了社会的物价水平，缓解了供求的矛盾冲突，极大地发挥了朝廷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
因为影响商品的市场价格，其主要还是和该商品的产量是相关的，如果今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提高了，自然其价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而这正是宋人发现的精妙之处，所以在粮食商品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决不能够放任其价格的水涨船高或是陡然直下。
也就是说，必须要发挥朝廷的作用，利用政治的强制约束，稳定市场正常的经济秩序。当然，这一观点与《管子》中的轻重理论不谋而合，《管子》载：“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
以上的论述，是在说如果想要保证暴行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稳定，首先要平衡经济的发展所遇到的矛盾。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保证正常的粮食流通，还可以让物价趋于稳定，同时朝廷的收支也能够达到平衡的状态。粮食流通，是宋代繁荣经济中普通的一环，除此之外还有酒、盐、茶等多种生活物资。不过作为民之根本，谈论粮食更加地具有代表性。
其实，坦白来说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平衡”二字。当商品的储备或者说供应和市场的需求之间达到了平衡的状态，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可以依靠着市场内在的价值规律而稳步提高。但是，商人是无利而不往的，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因为利益的驱使而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若是放任不管，必将伤及自身。
所以这时就需要朝廷的以身说法，要根据粮食的实际产量进行具体的协调，如灾祸之年，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需要加强粮食仓储的规范化；而在瑞丰之年，则需要通过收购市场的粮食以备来年的不时之需，也能够防止因粮食价格的暴跌而造成粮食生产者寒心。
结语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经济的发展亦是如此，供与求就像是硬币的两面，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脱离另一方而存在。也只有当双方都势均力敌的时候，才能够稳定立于地面之上。宋人正是在粮食仓储和市场的矛盾关系中，不断摸索着经济发展的规律，终于寻求到朝廷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调控作用，这也是宋代商品经济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宋书》
《宋史》
《宋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