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陈凯歌少年时，和老舍有过一次交集。
那天他和朋友在太平湖公园闲逛，迎面遇到一位老头。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也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
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
我说：是吗?不像。
朋友肯定地说：是。
这一天是1966年8月24日，老舍自杀的日子。
在湖边的长椅上，老舍呆呆坐了半天，等到天黑，走进了湖水里。
老舍曾自述：“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
疯狂的年代，容不下文艺界这枚小卒了。这位人民艺术家死后，被认定为“自绝于人民”，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旗人后代，隐瞒身份直到解放后才公开
老舍生于1899，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因临近春节，父亲为他取名舒庆春。
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守皇城，每月发几两银子，全家就靠这个过日子。
八国联军来了，老佛爷跑了，留下底层的旗兵挨外国人的枪子和火弹。老舍的父亲凄惨地被烧死。
养家的重担全压在老舍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赚一点点钱，在老舍的记忆中，母亲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洗衣服，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洗得雪白。晚间，点着一盏油灯，缝补衣服，一直缝到半夜。
即便生活如此困顿，老舍的母亲还是活得体面，“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武昌起义枪一响，北京城里的旗人直哆嗦。
孙中山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鞑虏不就是满人么？汉人被压迫了这么多年，终于挺直腰杆说话。这下双方等级位置颠倒过来了。
上层的旗人蹦跶着，想恢复旧制。下层的旗人得哈着腰讨生活，不然没法活下去。
老舍上学，还是嫂子卖了结婚的箱子凑的10块钱。从师范学校毕业，老舍就被分配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这一年，他19岁。
经贵人相助，他被推荐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为了尽快熟悉外语，老舍阅读了大量外文书籍。
看得多了，老舍想起了旧日的时光，就像一幅幅画在心中放映着，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等到他回国，他已经是蜚声文坛的大作家了。
不过对于主流文坛，或许是小时候的贫穷，亦或者是敏感自己的出身，他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甚至不愿意别人称呼自己为“作家”，他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活得自在。
其他左翼作家对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因为他没有体现阶级斗争，老舍也只是淡然一笑，依旧不改，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
拥抱主流文坛，成为人民艺术家
1936年，老舍辞去了教职，专心做自由作家，期间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他理想的家庭是有七间小平房，院子必须很大，一家人吃得简单干净，相貌也很体面。
可惜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侵华，中国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摆放不下了。老舍害怕被日本强迫做汉奸，拎着一只皮箱，告别妻儿，从济南只身流亡到武汉。
战争改变了所有。老舍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不能上战场抗日，那就以笔为枪。他说“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受到周恩来的提议和邀请，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他主动拥抱了主流文坛，同他们一起主动并肩战斗。
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现在都放下成见，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老舍从这种团结热烈的氛围里，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抗战胜利，老舍受到美国的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底回国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祥子们、小福子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老舍的写作热情被政治热情所推动，他很快便创作出了《龙须沟》，通过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歌颂人们对党对政府的拥护和热爱。老舍也因此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做文联主席，对有才华的青年不吝啬赞美之词，想方设法为盲艺人找出路，连北京的芝麻酱供应不上，他都积极向上反映。
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想要奉献自己，献身于这个时代。
当暴风雨来袭时，他感到不解，困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熟悉的北京不见了，全聚德烤鸭店招牌挂了70年，一下子被砸烂，瑞蚨祥绸缎庄布置被捣毁，地名也都改了。
1966年8月23日，老舍挨了一顿打，脸都破了相。晚上，他被家人领回家。第二天，他拉着小孙女的手说：“跟爷爷说再见。”
这是老舍和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头也不回走去了太平湖公园。
汪曾祺说，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老舍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写活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