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光，明朝陈汝锜有一番惊人评价，“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实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陈汝锜认为，北宋靖康之祸不是始于王安石，司马光才是罪魁祸首，或者说北宋亡于司马光。
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儒，司马光历史声望极高，历代名人好评如潮，那么为何陈汝锜却作此评价，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道尽历史真相？
北宋中期，王朝日渐衰落，国库亏空巨大，“冗兵、冗官、冗费”三冗严重拖垮了宋帝国，仅宋英宗时期，亏空就高达1750万贯之巨，宋朝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刻。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后，想要励精图治，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于是决定任命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所谓“熙宁变法”，目标是富国强兵，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是财政改革，比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其实还有一方面是国防安全方面的改革，比如保马法，还有对外军事活动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会触犯保守派的利益，因此王安石变法遭到激烈反对。此时，北宋王朝的政治派别，基本可以划分为三派，即改革派、保守派、中间派。如果说王安石是改革派领袖，那么司马光可以算是保守派党魁。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不到一年，北宋就陷入了新旧党争，即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
所谓政由人出，想要变法成功，必须有人支持，但朝中很多大臣并不支持变法，原因既有王安石变法内容的确存在问题，又因为变法触犯他们利益。因此，“拗相公”王安石为了确保变法推进，在这一过程之中，为北宋政坛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先例。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其实提醒宋神宗未来或有小人告密，破坏变法大计，皇帝你要辨别出流言蜚语。
变法之后，韩琦、曾公亮等上疏规劝神宗停止变法，面对重臣联盟，宋神宗动摇了，这时王安石却一度以辞职威胁宋神宗，于是在宋神宗支持下，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的诸多保守派大臣，相继离开朝廷。与此同时，王安石迅速提拔支持变法的大臣，当然在这其中很多属于投机分子，借助支持变法获得王安石的赏识。
不过，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新旧党争，虽然已经开始恶化，但由于宋神宗在位，总体还是可控。以司马光遭遇来看，当时宋神宗与王安石还是能容得下一些保守派人士。
公元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与此同时，这一年宋神宗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宋神宗没答应，最终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遂辞职离京。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面，是国防安全方面的考虑，采用的是北宋名将王韶的《平戎策》。所谓《平戎策》，就是“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方略，减少西部的军事威胁。
在帝相支持下，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这是北宋罕见的一次大胜。
更为重要的是，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
所谓人亡政息，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然而，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司马光为相。随后，司马光上书《请革弊札子》与《请更新新法札子》等，把新法比之为毒药，提出“以母改子”（高太后改宋神宗之错），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面彻底废除新法，一丝不留，史称“元祐更化”。
当时，司马光已经生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总之，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新法就是毒药，必须全部废除，一个不留。
其实，党争历朝历代都有，并不算多么稀奇，司马光拒绝变法，眼光短浅也很正常。但司马光有两件事做的太过，让后人非议众多。
改革派倒台，保守派上台，在司马光支持下，立即清洗改革派，严酷对待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几乎全被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在此之后，新旧党人上台之后，必然是打击报复另一派，新旧党争已经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朝堂变得与明朝晚期党争一样激烈，连苏轼都忍不住批评司马光。直至北宋灭亡前夕，新旧党争还未结束。
与此同时，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军事成就，司马光认为本是“夏国旧日之境”，应该全部归还，一寸不留。司马光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不将王韶打下的领土还给西夏，那么西夏必不罢休，两国再起刀兵，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对于这一神逻辑，保守派人士一片点赞，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甚至认为宋朝这一次扩地是“窃人之财”，犹如小偷一般，非常不道德。
当然，宋朝一些有识之士非常不满，拿着地图质问司马光：唐朝丢失河湟地区，回鹘与吐蕃才会长驱直入关中，如今归还这些地区，你希望悲剧重演吗？于是，司马光没敢把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但却坚持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送还。对于司马光的大礼包，西夏根本没有领情，反而看清了北宋虚实，此后侵扰北宋更为频繁。
北宋亡于司马光，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但司马光的确晚节不保，不仅彻底废除了变法，破坏了北宋王朝自我挽救的一次机会，而且还做了一次客观意义上的卖国贼。
笔者认为，司马光这样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文人，其实最为可怕，因为他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坚信自己是为国为民，实际却做着祸国殃民之事，因此才有人说“文人祸国，比武人更甚”。古今中外，司马光这样的人并不少见，秦桧作恶之时，会认为自己不是为国为民吗？
参考资料：《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