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9月17日下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CEO任正非一行来访中国科学院，与中科院的专家学者们举行了座谈交流会，就基础研究及关键技术发展进行了探讨交流。
随后，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与任正非一行举行了工作会谈。
之前，任正非就到访了国内一批重点大学，合作的重点也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技术。
借助国内的巨大市场和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工业，在应用科技上，中国已经走在了第一梯队，但基础研究欠账太多，这也是被美国卡脖子的原因。
这点并不能怪中国科学家和企业家没有长远远光。
基础研究是耗费大、收回成本慢、收益低，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把钱投到基础研究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只有等国家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也有了一定科技实力了，再去发展基础研究，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比如杨振宁就反对中国投入百亿资金去搞对撞机，认为这钱应该投到应用科技上。
杨振宁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中国还不是富有，钱要掂量着花。
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被美国逼到墙角了，基础研究必须成为中国科技界和工商界都要克服的难题，否则中国的发展寸步难行。
02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就曾经谈到过中国基础科学的水平。
王贻芳院士认为，基础科学要具备三方面的特征：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虽然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汇总，但却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原理；强调数学，数学是更为基础的基础研究。
虽然看起来基础研究并不能产生立刻的实际作用，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
那么，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是个什么水平呢？
王贻芳院士说，其实要判断一项基础研究的影响力，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去看教科书。
每一门科学学科，教科书里都会提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
以这个标准衡量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已有的重大科学成果，几乎没有能写到教科书里的。
再往下一层，就是去看论文的引用次数。
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进步是挺明显的。
比如，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科技论文的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
考虑到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王贻芳院士认为，这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王贻芳院士说，“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薄弱。”
比如，高能物理领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国科学家的成果基本站在国际平均水平。
但是，“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
其实对于中国的基础科技水平，中国的科学家们是知道的，既没有盲目自大，也没有悲观。
对于中国未来的基础研究方向，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给出了答案：“在未来的日子里，中科院全院将会集中科研力量去攻克那些被美国掌握的重点技术，也就是对我们来讲的卡脖子技术。”
被人卡脖子的清单都变成科研任务清单，这就是中国科技界在努力的方向。
03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科技企业，华为在基础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任正非表示，华为的研发主要投向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包括人工智能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在任正非看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主要是在算法、算力和数据上，而华为在算法和算力这两项研究上“还是弱的”。
目前华为仍然主要投入做基础研究，而且还是先用于改进内部管理，“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
用任正非的话说，对于前沿科学，华为的研发策略是，“先开一枪”，“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看到线索再“打一炮”，而且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
但是，如果是“城墙口”，那就需要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费用，要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决策需要由管理层集体决策。
“城墙口”是任正非喜欢用的一个比喻，用来指华为需要主攻的领域。
“范弗里特弹药量”也是一个军事上的说法，最开始出现在朝鲜战争中，范弗里特是当时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在一场战役中，他麾下的军队采取了攻击中弹药没有限制的策略。
此后，“范弗里特弹药量”就用来指不计成本投入庞大弹药量的攻击方法。
可见，华为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04
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其实很容易产生巨大争议，不管是企业还是科学家，都会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面对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基础研究的产出，既难以衡量和评估，也很难计算从中的获益。
华为是一家不上市的公司，它的投入可能还没人说三道四，也就少数恨国党埋汰下。
而中科院拿着国家的钱去搞基础研究，那舆论压力就大了——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你搞出来了没？钱花了那么多了，怎么没见成果？几百亿投进去，水花都没有，是不是被拿去挥霍了......
这个时候，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就犯难了，拿论文呈现成果吧，会被说纸上糊弄，不出论文吧，成果在哪里？这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其实，哪怕出了论文，喷子也看不懂，他们攻击的根本不是论文内容，就是想打嘴仗。
对于基础研究成功的态度，任正非的看法是：
“评价基础研究，不能采用量化的考核方法。如果你们来给我汇报，我听懂了，对你们的考核签字，我都听得懂，那还叫科学？其实很多科学家讲的是‘鬼话’，全世界能听懂的没有几个人。”
任正非举例说，像古时候人们讲的“千里眼”、“顺风耳”、“阿拉伯飞毯”，这些话放在一千年前，说这话的科学家肯定会被认为是“骗子”，但是今天也全都实现了。
因此，“应该从一个很长的时间轴来看科学家讲的话，不能计较所有内容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任正非提出要对科学家多一些宽容，同时又解释，这种宽容，是双重宽容。
一方面，“科学家对自身的评价要有一些正确的态度，有时候科学家会受一点委屈，但请你们自己对组织也宽容一些，只要生活是体面的”。
另一方面，公司对科学家的评价也要合理，“对一时的不成功，也要合理的鼓励”。“我们要肯定你们的贡献，你们也要宽容公司在一个阶段里没有作出特别的评价。”
未来，中国会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到基础研究上，我真心不愿意看到中国科学家们为国付出的同时，还要忍受喷子的攻击。
袁隆平很伟大，但中国还有很多科学家们比袁隆平更伟大，只不过他们研究的方向不是种大米，而是我们看不懂的领域。
如果你认可袁隆平，那也请给其他中国科学家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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