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天津有一个神秘的小区，16栋单元楼里没住一个活人，统统都是骨灰盒，共计十万多个，数量惊人。
从外看，除了窗子是黑色的，就是灰色的普通居民楼。
但进入楼内阴森森的过道，大红的布花挂在各间门头，黑底金字的楹上，写的不是“XXX号”，都是一个个“X式宗祠”。
这活脱脱一个恐怖片的开场。
其实，这里是一个天津滨海新区某村庄的公益性墓地，为的是解决本村退坟还林的迁墓问题。
但是当地村长却拍板建成了居民楼样式，对外出售违规牟利，没想到居然火了。
六年前，小区建成后，祠堂房间的每平价格一路从3千涨到了7千。曾经不到两个月卖了上亿元，最快七天卖了五千多万，卖家来自周边各地三千多个家族。
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买这样的“居民楼”，比买正规的墓地便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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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前者免费，后者高溢价。
免费的公墓等不起，当地一个普通公墓要3万块左右，最多能放父母两人的骨灰。
如果家族集资买楼房祠堂，一个大概20来万，可以放几十个，考虑以后到地价上涨，比普通的公墓要便宜太多，可谓是“经济适用墓”。
但即便是这种违规出现的“经济适用墓”，随着中意的人越来越多，价格也慢慢水涨船高了，很多人还是负担不起家族墓地的动迁安置费用，只好找个临时场所存放。
如此一来，原本是为了缓解墓地紧张才搞的公益性墓地，绕了一圈，又变成了“死不起”的僵局。
惊悚的“骨灰盒小区”背后，其实是一个“公共资源市场化”陷阱：
土地资源不足，如果墓地资源这种刚需引入市场经济，即便还有“公益性墓地”也没人愿意开发，即便有“经适墓”也挡不住价格飙涨，进入“死不起”的僵局。
这个循环是不是很眼熟？？
生前住房子，死后躺墓地，相似的需求，催生了相似的殡葬市场。
而且墓地的价格还隐隐有超过房子的趋势。
一块大小只有一平方米的普通标准墓地，大中城市售价都到了三四万元甚至六七万元。有些地方的天价墓地在2012年就卖到了35万元一平米，总价大几百万，把昂贵的房价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便如此，多家公墓的现墓也早已销售一空，北京市民甚至一度要去买“期墓”，或者干脆选择周边河北安葬——“活在北京，葬在河北”。
其他城市也有这个现象。
比如深圳公共墓园西丽报恩福地，78平方米售价220万元，堪比“楼王”，自称“地下CBD”；在西安，豪华墓地价格是当地房价的五倍；在河南，某墓地最贵一平9万，六平米起购；在房价高涨的香港，租用一个小盒子尺寸的空间，许多时候不比一家公寓便宜...
便宜的、公益性的墓地呢？？
想多了，有一百种方法让你够不到。
看到了殡葬地产的这么赚钱，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也纷纷成立去公司，去开发高价陵园产业的开发和殡葬服务，大捞一笔。
有的墓地捂盘惜售、分批放盘，每年价格涨幅超过20%；有的把延伸性服务和基本服务捆绑消费，逝者家属在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就被“高价服务”了......
出不起钱？没关系，咱们也有办法。
很多地方都开始推行价格低廉的树葬、花葬、海葬等等生态殡葬仪式，用公益的形式，移风易俗，缓解僵局。
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眼里，穷人海葬、树葬、生态葬，不留骨灰、不留墓碑以节省墓地，有钱人出钱购买稀缺的天价墓。
这样既能缓解绝对数量的不足，又可以鼓励殡葬业投资，从而高价购买土地开发高端墓园，满足有钱人多样化需求。
“所谓‘死不起’‘葬不起’，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个谬论。就好像你去一个地方可以走着去，也可以开法拉利去，你不能因为开不起法拉利，就说去不起。这是很荒谬的。”
一位民政官员曾如此回应墓地紧张问题。
但这位民政官员没说明的是，生态葬本来就是奔着节省资源、降低价格的目的，所以很多墓地位置偏僻，处于寒酸的边边角角，服务单一。
很多时候，所谓的生态葬就是把逝者的骨灰随便埋在一处地方，或是树根、或是花坛，甚至同一区域还有不止一个人的骨灰，家属之间、家属陵园之间的纠纷时常出现。
一来二去变成了，普通人才需要移风易俗，有钱人什么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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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国拉开商品房经济大幕时，顶层设计原本是保障房与商品房两条腿走路，与后来的公益性墓地与经营性墓地策略基本一致。
但最终结果是，在房地产相关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放任商品房大潮带动房价走出了二十年轰轰烈烈行情，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金融痼疾，而保障房基本聊胜于无，成为了一只萎缩的残腿。
归根到底，满足刚需的保障性住房往往是地方财政的负担、是开发商的眼中钉、成为了相邻近商品房投资者避之不及的房价累赘，甚至成为了不法分子转卖、转租套取差价的工具。
这个时候，有些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再次站出来，大声宣布——廉租房就不应该建私人厕所，才能挡住有钱人插手。
是不是和“凑合用的墓地”有点像了？
上个月，“节约粮食”的口号再次刷屏冲上热榜。猫腻重重、收割流量的“吃播”、“大胃王”们从此直坠谷底，“拒绝浪费”成为了新热点。
这场全民参与的“粮食安全”潮流中，一些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比如西南民族大学某位经济学讲师就在《自由市场是最厉行节约的制度》一文中，大声疾呼：
“最成功的经济制度就是最节约的制度，是能够最好应对稀缺性的制度，这就是自由市场。”
“总而言之，市场本身就会教育我节约行事，并惩罚我的浪费行为，不用劳动他人兴师动众。”
这一通理论下来，根本就是在说国家提倡“节约粮食”是多此一举，还不如推动粮食市场自由。
粮食和墓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样都具有稀缺与刚需两个共同点。
自由市场信奉者最容易犯的就是孤立看问题，把复杂的社会运转看作真空中的球型鸡——现实不存在的理想状态。
政府如果不坚定出手，在生老病死、吃饭睡觉等等公共刚需面前，属于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注定会被“个人私欲”慢慢侵蚀。
如果公益性墓地的供应不解决，一味指望资本入局开发殡葬产业，只会鼓励有钱人去“炒墓”，而中层以下干脆“死不起”。
如果粮食安全不靠从政府到民间的同心齐力，而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自由市场理论上，那么结果就是印度——
印度作为一个还没解决饥饿问题的国家，一年却出口1200万吨的稻米，稳居世界最大稻米出口宝座，一边是自己的人民在饿死，一边是紧缺的粮食还拿去出口。
同样人口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稻米进口国。
3
美国在这次疫情里，把自由市场的毛病体现得尤其明显。
自由主义伦理、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三位一体，本质其实就两字——自私。
9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弗里兰市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约5000人到场参加，戴口罩的人却连10%都不到。
美国新冠死亡人士已经超过21万，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仍旧坚持不戴口罩参加聚会，自由主义的政治狂热早盖过了公共卫生的理性决策。
但这种狂热的选择恰恰在自由市场理论中找到了合理性。
按照自由市场理论，戴口罩第一花钱，第二不舒服，第三没有经济奖励，而且比起防止自己感染病毒，口罩更大的用处是保护他人不被自己喷出的病毒感染。
一个理性自私的搞经济的人，不戴口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个亏本的买卖。
归根到底，把戴口罩阻断病毒传播，等同于每个人都给他人提供“健康公共服务”，自然犯了自由主义的大忌。
在这个基础下，为了给“不戴口罩”找理由，美国人想尽了借口。
口罩会阻止人吸收氧气造成窒息，如果佩戴口罩，呼入大脑的氧气少了，人的智商就会下降会变傻；口罩里有5G天线；疫情是假的，它是编出来摧毁美国的。
由于教条式自由主义与公共利益对立，所以在美国，任何领域任何带有公共属性的东西，通通遭遇到了“口罩难题”。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超过半数以上的天然气传送管道都建于1970年以前，甚至传送危险液体如汽油、柴油和航空机油的管道也是如此，迟迟得不到更新。
然而，这些管道还仅仅只是美国庞大而混乱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片面，其它的陈旧设施还包括公路、桥梁、电缆、电线、导线、排水沟、卫星和电闸，这些设施几乎承担了全美国从生活污水到Facebook虚拟社区信息等一切东西的连接和传输工作。
更要命的是，美国的基础设施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断代了——没钱途鬼才学。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中美这七年”文章中写道:
“……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迪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究竟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今天的美国被哈耶克与福山吹嘘多年的一整套“自由主义”彻底带进了歧路，普通美国人正被一点点从现代生活与经济增长红利中剥离。
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全职男性中位收入（去除通胀）已经四十多年没有任何增加，而底层社会真实工资甚至与六十年前一样；
美国医药产业的发达众所周知，但美国人均寿命反而越来越下降，相当于一个慢性的90年代俄罗斯式崩溃。
人类从茹毛饮血开始，花了几万年时间，才建立起相互协作、互惠互利的人类文明。
一百多年前，美国人疯狂修铁路、修高速、修隧道、修地铁、修水坝，构建起现代化的水电燃气系统，用技术手段把一个个孤立的人类个体聚拢在一起，建立起现代社会的骨架。
即便是在美苏争霸期间，主导美国社会运转、推动国家进步的依旧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和冷战期间财政撑起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等宏伟的科技、军事战略。
曾经的美联储，在美国具有高度独立地位，通过利率控制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号称“美国经济的发动机”，是美元霸权的顶梁柱。
即便是中国，在烦恼美元的强势地位时，目前也需要美元来满足国内外经贸需求。
可是今天的特朗普，不但任命有史以来第一个非经济背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以及更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执行委员，甚至直接开喷，粗暴干涉美联储职能，让美元大坝水位越来越高，酿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撕裂，与全球经济不可预料的巨大风险。
赢得冷战后，听凭“自（自）由（私）三件套”瓦解这一切，美国只用了三十年，就变成了大号的印度。
由于长期被苏联式激进计划经济误导，而后又被美国自由市场宣传所熏染的中国，四十年来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大胆地向弊病重重的计划经济体制发起一波波冲击。有些人成功激发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但还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地开启了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潘多拉魔盒。
1984年，温州人方培林在一份中央文件中发现了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鼓励农民入股……”，随即这句话被解读成了放开民间金融。
9月，方培林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质招牌，成为了新中国后第一个钱庄老板，打响了温州民间金融第一枪。
“方兴钱庄”冲破了管制，温州金融体系如开闸的洪水奔涌起来，各类金融机构纷纷自立门户，给私营经济的确带来了融资的便利。
但失去了控制，悲剧就开始了。
一年内，民间集资古老方式——“抬会"聚集了温州民间22亿多元资金，各村各镇都有人加入，庞氏骗局式的集资近乎疯狂。
1986年，抬会资金断裂，崩盘迹象，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讨债者冲进了会主的家。愤怒的人们用竹签刺入“人质”的手指尖，要他们交待会主的下落；数百名债主把会主的漂亮楼房化成焦土；平阳县一个阴暗的仓库里，一个通过“抬会”捞了十几万元的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
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非法集资被判刑的抬会会主）
2016年，打着P2P、互联网金融的旗号的新“抬会骗局”将当年悲剧再次重演。三十多年了，我们有太多教训仍旧没有被吸取。
新中国前三十年计划经济遭遇挫折的巨大阴影，最终让很多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领域政策，都被自由市场派带跑偏了。
有些连西方国家都没完全市场化的行业——比如医疗、教育、殡葬、住房等刚需，盲目市场化改革，还把监管缺失美其名曰“自由市场”，结果成了资本肆无忌惮的地方，两极分化、矛盾重重。
今天的人类文明，建立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这对跷跷板中间的微妙平衡之上。
自由是任何物种的天性，是创造的内在驱动力，所以社会发展不能忤逆天性，一味限制、压抑人的需求。
但也要明白，自律与共赢才是团结、进步的阶梯，市场是把双刃剑，有用也要看怎么用，放任教条化的自由市场，只会从生到死，彻底异化我们的现代生活。
三十年前，“老大哥”的灯塔倒了，我们在迷茫中转向另一个号称“终结历史”的自由灯塔。
但现在是2020年了，驶过两座先后坍塌的灯塔，中国的前面已经没有参考者了，只能做自己文明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