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是捷克大音乐家亚纳切克的徒弟；米兰自己少年时就跟父亲学钢琴，然后进修作曲和声学。之后在大学，他学了影视编导。
最后，在29岁，他写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玩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我们都知道的大师。
他自己后来陈述过自己对音乐和小说的混杂爱好。首先，少年时，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写小说，音乐无法满足他的表述需求；但他的小说又大多带有音乐的复调结构，七章循环。他念叨说，自己并不是故意把所有小说都写成七章的。
“我一直想摆脱七章的宿命……但这是一种深刻无意识的不可理解的必需”。
海明威说，TS艾略特的巨作《荒原》，是他在银行工作时写的；但没名没钱之前，艾略特就是不敢辞职；当时在巴黎的大诗人庞德，虽然诗稿卖不出去，穷得想去当翻译算了，但还是伙同诸友捐款，“把艾略特从银行拯救出来！让他可以写诗！”
是什么支持着银行柜员艾略特写出不朽的长诗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没法不去写。”
村上春树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戏剧；大学他读了七年之久，论文写的是电影相关。自己承认自己大学所以毕业得晚，是因为总在忙碌自己的爵士乐酒吧。结果是：到了而立之年，经营酒吧的间隙，他开始写小说了。这样边工作边写小说，非常辛苦，辛苦到他写完第二部小说后就决定不再开店了。但他还是撑下来了。他自陈说：自己写处女作《且听风吟》时，甚至没有当小说家的念想，仅仅是必须写完这篇小说，他甚至没有考虑过写完之后怎么处理——最后投给了群像新人奖——但至少是：写完之后，甚为舒畅。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早年在哥伦比亚当记者。白天工作，晚上去一个下等妓女睡的大车店歇宿，乘隙写小说。到他而立之年，被报纸解聘后，他先在巴黎，然后去墨西哥。在墨西哥时，他已经写完了五部小说——全是工作之余写的——只有一部《枯枝败叶》出版了，印了千余册。很多年后，他回顾那段生涯，说过这么句话：
“我当时觉得，我可能再也没机会写小说了，所以像写最后一部小说一样，把一切都倾泻进了《枯枝败叶》。”
从记者开始，成为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马尔克斯本行学的是什么呢？嗯：他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学法律。
毛姆在他著名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让主角斯特里克兰——一个放弃自己商业前程、跑去塔希提岛画画的中年人——这么说：他所以要抛弃掉事业去画画，是因为“人生太短了，我来不及做别的。”
斯特里克兰的原型，伟大的保罗·高更，十八岁当上了船员，几年之后便升为二副，之后又进入海军。25岁，他进了保罗·贝尔庭交易所，开始做证券。36岁，他开始当帆布推销员——与此同时，他开始画画。37岁，他和妻子及五个孩子分居，开始了自己一往无前的绘画旅程。
文森特·梵高的父亲西奥多鲁斯-梵高是个神职人员，所以，24岁上，梵高还被家里派去修习神学；27岁，梵高在煤矿上，给矿工们传教。十年后他死去时，是个在当时不算太有名但已经足够伟大的画家。
他在法国南部阿尔勒放弃一切，疯狂作画时，曾经这么说：
“……该像个哲学家、聪明人似的，去丈量地球与月亮的距离吗？不；该学习俾斯麦的政略吗？不。你只该学会描绘草，然后是所有植物，然后是所有风景、所有的动物、最后是人物形象。你就做着这一切，度过一生。要做这一切，一生都还太短。你应当像画中人一样，生活在自然里，像花朵一样。”
许多时候，你以为是尝试了一点新东西，并不知道那其实才是你真正的人生宿命。
而此前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等这一刻到来。
周华健有首歌《雨人》，最后一句是：
“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