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百年屈辱近代史，而在此之前，大清与英国在商业贸易领域一直有着密切的接触。当时，贸易沟通主要依靠广东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大班这样半官方的角色。
随着英国商人对海外市场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英国商人不断向政府提出抗议。
最终在1833年，英国议会再次通过法案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专卖权。从此，英国“散商”也可以从事对华贸易，不用受任何限制。
清政府一些目光长远的大臣也察觉到贸易主体变化的趋势，两广总督李鸿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与英国散商打交道会更加复杂，很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纠纷与问题。
于是，李鸿宾要求东印度公司大班致信英国政府，希望能派遣一位商管头目来广州，全权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商贸问题。结果，英国政府派了一个外交官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叫
威廉·约翰·律劳卑
，也是本文的主角。
由于清朝奉行朝贡体制，没有对等的外交概念，律劳卑自然不能以大使、公使等名义出现，只好以英国驻中国商务总监督的身份，与清政府交往。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再加上他本人的性格，使律劳卑到中国后，不仅没能减少中英商贸摩擦，反而让两个国家之间产生嫌隙，就连鸦片战争的爆发，多少也和他有些关系。
律劳卑出身英国贵族家庭，早年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承袭了父亲“律劳卑勋爵”头衔，一年后又作为苏格兰贵族的代表进入上议院。
1834年，48岁的律劳卑启程前往中国赴任，他离开之前，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给了他几点提醒：
保持与中方的友善国家；不要动用武力；不得插手英商的鸦片贸易。
巴麦尊不愧是外务大臣，他告诉律劳卑的这三点全都是干货，这是巴麦尊与清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惜，这三条，律劳卑是一个字也没有放在心中。
1834年7月，律劳卑一行终于抵达澳门，休养几日后，他便起草了致新任两广总督卢坤的函件，要求进入广州城，这份信他是派秘书阿斯迭代为递交的，问题就出在这封信函上。
当时，清政府有规定，外国人未经官方允许不得随意进入广州城，如有文书需要转递，必须交给“行商”代为递交。律劳卑有点“死心眼”，他认为自己是个外交官，要求阿斯迭将信函直接交给清政府官员，不必找行商代交。
但是，阿斯迭苦等几个小时，也没有哪个官员愿意帮他转递，这封信函愣是没递上去。广州的行商找到了律劳卑，愿意转递信函，他们好心提醒律劳卑，希望将信件封面上的“公函”改为“禀帖”以示尊敬，但是，这个意见律劳卑也没有采纳。
没几天，律劳卑又带着家眷，乘坐小船直抵广州城，根本不理睬以往的惯例。这下，卢坤生气了，在他看来，律劳卑到底是以何种身份前来中国尚未明确，他已经请旨，但是在旨意下达之前，律劳卑决不能进入广州城。
可是他人不仅已经大摇大摆地住到了广州城，还坚持直接递交“公函”，未免也太不尊重清政府了。而且，清政府明文规定，大臣不得私通外夷，卢坤要是真地收下了这封信，没准被人参上一本，平白落下了话柄。
出于种种考虑，卢坤坚持要求律劳卑退出广州城，移居澳门。8月8日，广州行商代表伍浩官与卢茂官找到了律劳卑，借口称广州天气炎热，希望他们能住到澳门，等候朝廷的谕旨。
律劳卑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代表的是英国政府，怎么能被轻慢和戏弄。9月2日，态度强硬的卢坤直接叫停了对英的一切贸易，还命人封锁了英国商馆。
律劳卑完全将巴麦尊的提醒抛在了脑后，命令附近的两艘英国军舰开往广州黄埔，甚至向清军炮台开火。结果，英军完全没有占到半点便宜，灰头土脸地退到了澳门。
英国政府对律劳卑的擅自行动也非常生气，认为他破坏了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使英国人不得不送上更多的好处，才能恢复原来的贸易。律劳卑里外不是人，终于在10月9日，因劳累和疾病而死于澳门。
律劳卑的死对于英国商人的刺激非常大，很多商人开始向英国国会鼓吹对华强硬政策，这其实为六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律劳卑的一些建议，如占据香港岛等等，也被英国政府所采纳，成为其战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