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
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为教育之骨，与科学同为救国之路”。并大力推动成立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作为北大美育实践的部分。
当时聘请北京画坛名宿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担任导师。贺履之是湖北人，我也是湖北的。当年贺履之先生有个学生叫王霞宙，王霞宙有个学生叫汤文选，汤文选是我父亲，这样说来，贺履之是我父亲的老师的老师，这是缘分之一。
其二，画法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当年，21岁的山东聊城青年李苦禅来到北京大学，在画法会学习绘画，受教于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李苦禅后来成了鼎鼎有名的花鸟画家，他画大写意，我也画大写意花鸟画，我感到亲切。
硏究
其三，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法学泰斗李志敏教授为会长、成立了“燕园书画协会”，李志敏先生是我父亲武昌艺专的同班同学，他们关系又非常好，李志敏教授多次邀请我父亲参加由他组织的书画活动。
其四，三年之前的2015年，北京大学设“汤立中国画工作室”，聘我为导师，开班教学，至今培养了三届学生。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我和北大有缘，还缘分不浅呢。这种缘分是一条文脉，是在践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育实践和“提倡美术，造就画学专门人才"。
黎雄才 《竹林渔村》 镜心 设色纸本 1960年作
一百年过去了，蔡元培先生的倡导已蔚然成风气，美育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们普遍审美素质的追求和人格素养的自觉。今天，全国不光有八大美术专业学院，全国各类大学、包括各理工大学等普遍设有美术学院，这是美育、美术的大发展、大普及。但是，这种发展和普及是否意味着当代大学的美育已适应了当下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或是能满足人类未来进步的需要呢？是否能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担当起传承与弘扬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重任呢？非也。
仅就高校美术实践、培养专门人才而言，繁荣的表面下潜藏着危机，危机还颇深。
钱松喦《云涛万里》
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西方文化伴随着社会、经济、教育等，已全方位的渗透进我们的社会，使得我们的文化、特别是美术教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基因异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美术院校学习中国画的学员中的普遍，他们早已不仅仅是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与吸收，而是从观念到技法的全盘植入，要么只会在中国的宣纸上拿着毛笔作西式的素描的精细写真，要么是拿毛笔在宣纸上玩“观念”玩“当代”，其结果是在中国民族绘画的工具材料（毛笔宣纸）上，开出了“西方艺术之花，”或者是开出了一朵非中非西的杂交奇葩，而中国文化艺术之核心的写意精神荡然无存，以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的中国大写意艺术出现严重衰落，后继无人，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叹息。
吴冠中 《山河新颜》 立轴 设色纸本 80年代作
放眼世界画坛，中国大写意画艺术曾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奔纵和潇洒的笔墨特色恒久地独立于世，成为世界文化中最值得探究的奇观。大写意画是人类文明的奇葩，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的文化瑰宝。
当我们走出国门，便会看到西方各大博物馆、艺术馆以及各国宫廷内有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痕迹，如宋元明清的绘画、陶瓷、书法、丝绸以及各种雕刻、壁画等，都被西方人视为至高无上、顶礼膜拜的珍宝。从16、17世纪开始，中国的古典哲学、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传入欧洲，给西方文明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天地，伏尔泰、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从中得到灵感和启示。而现在的我们却看不起自己，这是多么的可悲。
乔木 《荷花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77年作
其实，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成环境、不同的遗传基因、不同的哲学理念和不同的审美标准，盲目向西方看齐和过度强调世界文化一体化只会失掉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随着国家的进步、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强，这都为我们的美育、美术教育提出了新课题。
应野平 《雨过瀑声喧》 立轴 水墨纸本 1978年作
在我们从上到下都在时髦地呼唤着“与国际接轨”“文化转型”的当下，寻觅渐渐遗忘的民族原始文化根脉，识别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抵制过度西方化，以梳理与确立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演绎逻辑，讲述自身发展的故事显得是多么的重要，这岂止是攸关中国文化存亡继绝的使命与担当。
傅抱石《毛泽东 浪淘沙·北戴河 词意》 1965年
中华文化独特的理念与神韵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弘扬与彰显中华文化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民族精神独立。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文艺理论、文艺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文化将会发生变化，一个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炫丽多彩的世界百花园，中华文化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