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型冠状肺炎这个新事物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很多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
比如，感染后的二次感染有没有可能？千呼万唤还没出来的疫苗，能给人类多长时间的保护？ 我们难有答案是因为新冠的流行也仅仅才有9个月的时间。如果依赖以实证为基础的严谨科学，要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太短了。
不过，科学也教会我们另两个利器，让我们不至于在面对未知时完全一筹莫展。
这两个工具，一个是物以类聚，另一个是借花献佛。
举个例子，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早期新冠病例的数量是很难准确定量的。但是，由于流感病毒的传播和新冠极其类似，物以类聚，如果知道了流感病例的数量（有丰富的历史数据和模型）和流感感染和新冠感染的比例，那么就能自然推导出隐藏在人群中的新冠病例数了，哪怕包括无症状感染的人群。
那么这个新冠/流感的比例从何而来呢？ 借花献佛。
在美国西雅图，有一个流行病研究项目叫“西雅图流感项目”，是比尔盖茨基金赞助的，他们在每个年末年初的流感季节里都收集大量志愿者的鼻咽提取物，以研究流感传播的地理和社会规律。现在新冠来了，科学家可以借“西雅图流感项目”这个花，献给新冠这个佛：把冻存的样本拿来测一遍新冠，就自然地拿到了一个新冠/流感感染的估算比例，然后再乘以流感总数，就得到了新冠病例的估计值。
武汉人民医院和儿童医院刚好也有类似的项目。学者把美中这两个项目一综合，推算出了在疫情初期武汉和西雅图的真实病例数，并根据文献中的新冠加倍速率，推导出了零号病人出现的时间，居然和一些不经意透露出来的官方消息不谋而合。。
那么，要想回答“感染后的二次感染有没有可能”和“千呼万唤还没出来的疫苗，能给人类多长时间的保护”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借助这两个工具？
这篇《自然医学》短文说：可以。
新冠只是冠状病毒大家族的一个新晋成员，这个论文提到了另外四种呼吸道传染的冠状病毒种属，分别是HCoV-NL63, HCoV-229E, HCoV-OC43 and HCoV-HKU1。和新冠不同，它们在人类中已经流浪了不知道多少千年，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它们的传染行为来推测新冠的未来呢？
道理上行得通，但是这四种病毒从来就不是医学研究的重点，也没有历史数据。要从哪里来借花，来献给新冠这尊佛呢？西雅图流感项目或者武汉流感追踪可以吗？
不行，因为这些项目的历史也太短，而且志愿者只是一次性取样，无法追踪病人反复感染的情况。
幸运的是，科学家还真找到另外一个完美的花篮，献给干系国计民生的新冠这个佛。
这个“花”是一个叫做“阿姆斯特丹组类研究”的项目，用于艾滋病感染情况的追踪和监测（Amsterdam Cohort Studies on HIV infection）。
1984年，当第一例艾滋病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被报道后，该国政府和学术机构就成立了这个项目，首先注册了大批男同性恋者，每隔3个月或6个月抽血测HIV并冻存，后来增加了吸毒者这个群类。这个研究的目的是研究HIV在这些易感人群中传播的规律。
除了中间有6年的缺口，这些人士整整被追踪了35年！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样本和数据宝库。
我们知道，被某种病毒感染后，体内相应的抗体滴度会突然增加。所以科学家们选了9位始终比较健康的志愿者，用针对这4种普通冠状病毒的血清检测法，来检测这些人血样本中相应的冠状病毒感染情况。
结果不容乐观！很多志愿者在这许多年的光阴中，数次感染各种冠状病毒，其间隔可能短到6个月 - 12 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新冠 在人体中的免疫应答反应和它的这四个亲戚类似的话， 自然感染或接种疫苗给我们带来的免疫性，也许不超过一年 。
这意味着我们每年都要打疫苗，就像流感疫苗一样。
1985 2000 2020
上图是一种普通冠状病毒在某位志愿者3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的感染情况。这些突起的峰代表了新感染引发的体内抗体升高。显然，上一次的感染没有给他带来永久的平安（好在这种普通冠状病毒危害不大，很多是无症状的）。
这是代表了疫苗保护的理想状况（比如麻疹），体内保护性抗体稳定呈现一条直线，没有奇峰突兀，说明一经感染/接种，终生免疫，再无新的感染。
通过这个借花献佛的研究，也可解释感染率的季节性规律，同样不令人乐观。下面这个图显示了感染率（纵轴）和季节（横轴）的关系。我们刚刚经过的夏天（画圈的），正如很多人猜测的那样，其实是感染的低谷。4种冠状病毒中的3种，其感染率在进入冬天后是抬头的。
别以为已经岁月静好，依然要系好安全带！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文献：
Seasonal coronavirus protective immunity is short-lastin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1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