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是为了挣钱吗?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回答:人生有四重境界

subtitle 说书人国师 09-16 21:43 跟贴 18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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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求必有应”。当代成功学大师的泛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人们对功利社会的追捧。当名利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后,许多热爱思考、不愿意苟且的朋友难免发出疑问:这真的对吗?

这也许是我们当代人对世俗社会最卑微的反抗。可我们仅仅只能在心中有那么一声微啼,而后又只能被融化在钢铁洪流中,归于一个渺小的凡人。

这真的对吗?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我们的历史先哲可能有一些答案,毕竟这个看似小小的疑问,他们思考了三千多年。

而这三千多年的思考成果,被近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归纳总结,写成了一本《中国哲学简史》。在这其中,他给出了关于人生的一个“参考答案”。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传世的著作中,提出了人生从低到高一共有四重境界:

第一等境界被称为“自然境界”。这种人生是按照人的本能和社会习俗生活,做各种事情缺乏自觉,没有体会到它的意义。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被礼俗和功利驱赶。

第二等境界被称为“功利境界”。这种人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当然他也有可能做一些对他人有益的事情,但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比如有钱人做慈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规避“为富不仁”的名声。所有他做的事情,对他而言这是“有用”的。

前两种人生境界都是人的自然状态。第一种大抵就是人们所嘲弄的“放羊娃”,放羊就是为了生孩子,生孩子让他去放羊。第二种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稍有成就、稍有思考的人,他们泥泞在功利的评价标准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名利。

但达到这两种人生境界还没完。

第三等境界被称为“道德境界”。这类人晓得,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有社会的存在。他们做事情,不光想着自己,还晓得为社会做贡献,即“义以为上”,他们“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都具有道德的意义”。这类人在社会上也有很多,抗疫的医生、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我们都可以将他们大都归于这类人,先哲们往往会将其称为“贤”。

第四等境界被称为“天地境界”。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一个世界的公民。同时他还是“宇宙公民”,他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的这样做,认为这是对宇宙的好处,精神上已经超越人间了,人就“成圣”了。

而如何达到第三第四等人生境界呢?冯友兰认为需要通过哲学的训练,许多人对哲学望而生畏,但中国老祖宗的哲学并非西哲的严谨逻辑思辨,而重在用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去体悟,经过相当的逻辑训练的学生真不一定比没有不读书的文盲懂的快。

哲学也并非“神圣化”的东西,它其实并不具备门槛。人生处处有哲学,比如你说一句“人活着真没意思!”这就是你的哲学观念。所以,我这里也建议普通人多读读哲学,最主要的是多读读咱们自己祖先的著作。

按照冯友兰的话说就是“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换句话说,哲学的目标就是让人“成圣”。

虽然这话有些大,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圣人并非在等级上高人一等,或者有更高的人生成就。冯友兰说:“圣人不需要为当圣人而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圣人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的理解,这些事对他来说有一种不同的意义。”

即:“寻常人在蒙昧状态中做事,圣人则在完全自觉的状态中做事。”

人生观并无对错,只有赞成与否。冯友兰的态度尽管提炼了中国哲人对于人生观的精髓部分,但只是万千思考中的一种,至于对朋友们有什么启发,全在你们自己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必须要了解,冯友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提出这人生的四重境界。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席卷华夏,尤其到了新文化运动后,西方人的哲学思考就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中。给我们带来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觉醒,让中国人走进了资本主义的丛林世界,另一方面则引起了一些保守派学人的反弹,如刘师培就曾言:“(今人)醉心于功利之说,不以自利为讳言,只认生存竞争为天理,以致放肆恣睢,纵欲败度。”

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政治上改天换地,但民间社会却依旧如故。人们看到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乡村社会的凋敝、政治的混乱,与此同时兵燹、灾荒、疾疫摧枯拉朽的收割着人命,而真正代替旧道德的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混乱和崩坏。

这就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新一波反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民国不如晚清”。于是就有了,二三十年代县域地区30%左右的男性还留有辫子的奇观。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巨量的墓碑让欧洲人自己的意义世界发生幻灭。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东方世界,甚至一些大学的社团中开始出现研究东方儒家文明的学生社团。

那段时间,他们真诚地以为东方的精神文明能拯救他们腐朽的、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罗素说:

“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贫穷悲惨,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更为幸福;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该民族建立在比我们更人道、更文明的观念基础上。 ”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学人对中国的传统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在儒家思想被解构,归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后,近代学人对先哲的提炼和完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以冯友兰为代表。

就历史进程而言,我们仍然没有走过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三峡”,五四运动的一批先哲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充分讨论,他们所期望的世界、所提倡的新文化新道德,如今仍然有审视的必要。

许多人觉得,我们在过度引进“西化”后,迎来了严复所讲的“寡廉鲜耻、利己杀人”的时代。但许多人包括我的失望,可能只是我们偏见一隅、难得全貌,犯了井底之蛙的错误。

无论周遭如何变化,重要的在于自己,因为快乐是你自己的。

活了廿余载的笔者实在难以教导大家什么才叫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或许还要先生朋友们教我,但希望大家能从先哲们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但愿朋友们能自恰于凡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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