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授批评季羡林的博士论文:“你的文章…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

subtitle 明清史研究辑刊 09-16 12:18 跟贴 572 条

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 “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季羡林:遥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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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今之学者亦然。各行各业都必须有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修行要靠自己,没有领进门的师父,也是不行的。

我这一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过很多领我进门的师父。现在虽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为“人之患”(“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但是我却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过去的老师来。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今天的这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从我上小学起,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那些老师的面影依次浮现到我眼前来,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们的教诲。

关于国内的一些老师,我曾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怀念的文章。我现在想写一位外国老师,这就是德国瓦尔德施密特教授

我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在故乡济南省立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从1936年春天起,我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我当时就对梵文产生了兴趣。但那时在国内没有人开梵文课,只好画饼充饥,徒唤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后,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我简直是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教授也似乎非常高兴。他当时年纪还很轻,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专门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残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还懂汉文和藏文,对他的研究工作来说,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从来也没有问过我学习的动机和理由。第一学期上梵文课时,班上只有三个学生:一个乡村牧师,一个历史系的学生,第三个就是我。梵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有三个学生,教授就似乎很满意了。

瓦尔德施密特教授

教授的教学方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第一年梵文(正式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德国大学假期特长特多。每学期上课时间大约只有二十周,梵文上课时间共约八十小时,应该说是很少的。但是,我们第一学期就学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还念了几百句练习。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梵文恐怕是语法变化最复杂、最繁琐,词汇量最大的语言。语法规律之细致、之别扭,哪一种语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个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是很难想象的。这同德国的外语教学法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上课时,教授领我们念了念字母。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啰唆的,绝对不像英文字母这样简明。无论如何,第一堂我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我心里满以为就会这样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课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做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国还开始学习了几种别的外语。教学方法都是这个样子。相传19世纪德国一位语言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只是一个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虽然有点夸大,但道理不能说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成了某一派“革命”群众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只脚”,批判得淋漓尽致。我宣传过德国的外语教学法,成为大罪状之首,说是宣传德国法西斯思想。当时一些“革命小将”的批判发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教学法兴起时,连希特勒的爸爸都还没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这就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留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

季羡林(左一)在德国

从那以后,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为止,我每一学期都必选教授的课。我在课堂上(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即Seminar)读过印度古代的史诗、剧本,读过巴利文,解读过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残卷。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做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对我来讲,我好像是没有经过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第四学期念完,教授就主动问我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我听了当然是受宠若惊,立刻表示愿意。他说,他早就有一个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问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时候对梵文所知极少,根本没有选择题目的能力,便满口答应。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佛典《大事》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对这种语言感兴趣,其基础就是当时打下的。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

题目定下来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参加教授的习弥那尔,听英文系和斯拉夫语文系的课,另一方面就开始读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还要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忙得不可开交。此时国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但黄油和肉几乎绝迹,面包和土豆也仅够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黄油和面包都掺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在当时,在电影院里,屁声相应,习以为常。天上还有英美的飞机,天天飞越哥廷根上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落下,心里终日危惧不安。在自己的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书的。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这种内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尔睡上一点,也是恶梦迷离。有时候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可见我当时对吃的要求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几粒花生米,连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

我的论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地写下去的。我想,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只有这样,论文才显得有气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做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做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

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打击,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我现在也早就有了学生了。我也把我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那里接来的衣钵传给了他们。

我的回忆就写到这里为止。文章不怎么样。差幸我没有虚构,全是大实话,这对青年们也许还不无意义吧。

微信来源:季羡林国学讲堂、高校人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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