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的中国社会就是农业社会，所谓的老百姓，其实就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和极少的市民商人。
我以前非常痛心和痛恨中国老百姓在帝王时代的奴性，很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主要嘛，以鲁迅的书籍影响为最，后来又读柏杨和李敖的书，也并没有什么改观。再后来，读费正清、黄仁宇和吴思的书，尤其是后者的书，发现事实并不如原来现象（书籍）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帝制下的老百姓，在很多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但忍辱偷生，其实有相当的客观原因和精确的利益算计。
先录一段柳宗元《捕蛇者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驰然而卧”：心情轻松的躺下休息。【这是痛苦中也有快慰】
“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愉快的享受地里的收成，以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生命（和运道）【这是各安天命的意思】
“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其余的时光也是和谐而安乐的。我的乡邻天天担惊受怕，又岂能和我相比？【这里更进一层：我哪里管得了他们的死活呢？】
“有安敢毒耶？”：我又怎么可能嫌弃并说它（蛇及役）的坏话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农民（老百姓）的主要算计如下：
一、农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地种，税赋和劳役之余不至于饿死冻死；
二、受了官、吏、役、劣绅盘剥，诉讼（正式的规范）的成本太高，得不偿失，忍气吞声是上选；
三、农民平时散居农村，就是散沙，或如吴思所言，就是“碗里”的水，它覆不了舟。农民只有在大灾荒年代容易聚集，平时三、五家人或一村有点异动，老百姓自己也情知翻不起什么浪花。但官方的“合法伤害权”却是可以灭门的。逆来顺受比反抗合算；
四、缺文化少见识，且农民一般的抗租、抗役，多半消弭于宗族管制和里长、保甲之所谓“排解”之下；
五、欧阳修在《捕蛇者说》中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农民，“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的种种心态。
综上也就两个要点：一是吃糠咽菜，只要不饿死（就可能有生趣）；二是反抗的成本远大于顺从的付出。是它们使历朝历代的百姓，被迫选择了“奴性”。
我是那时的百姓，通常状态下，我也会做“顺从”的选择。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法再腆着脸，骂“那时”的老百姓的“奴性”深入骨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