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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飞
15世纪的政治学者马基亚维利曾说过一句名言：现实主义者时常会对非理性的对手产生误判，因为他们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理智。
不幸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就是这么一位非理性的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输的惨不忍睹，被迫对日赔款军费二亿两、赎辽费三千万两及成海驻兵费一百五十万两。赔偿如此巨款，照理说，清政府应该勒紧裤腰带，过过苦日子了。但是慈禧怎么会按照套路出牌呢？颐和园还要接着修。
可是，当时清政府已经穷的叮当响了，从哪里搞钱继续修园子呢？
一、借用海防建设名义敛财
甲午战争之前，慈禧还可以利用海防建设的名义来敛财。当时，醇亲王奕譞——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借用“海防“的大题目，让各省为中央筹集款项。此款号称“海军巨款”，前后加起来共260万两。“海军巨款”汇存天津洋行，每年可得十余万银两的利息，专门供建筑颐和园之用。
不过，“海军巨款”的本钱都存在天津洋行，且是定期存款，不可随时取用，每年十余万银两的利息根本不够颐和园的工程费。于是，奕譞又盯上了海防捐。海防捐本来是用来购买海军急需的装备，并不是常年要求各省来”捐“。现在，奕譞决定续办海防捐，再搜刮一次民脂民膏。
海防捐的钱收上来后，全部直接交给北洋海军使用。本来，北洋海军的经费是由海军衙门拨款。现在，海军衙门只需要把每年固定给北洋海军的军费X，减去海防捐的数额Y，拨给北洋海军减去的数额Z即可。再然后，海军衙门再把本来应该给北洋海军的经费Y，交给颐和园工程队就行了。上述过程有些弯弯绕，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笔者不得已借用了数学公式。
当然，“海军巨款”也好，”海防捐也好，它们的钱本来就不是给海军用的，只是借用一下“海防建设”作为遮羞布而已。但是，奕譞很快就将魔爪伸向了海军经费正款。1891年3月25日，海军衙门奏：“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拨给工程处应用。”据此看来，每年拨给颐和园工程30万两，从1888年就开始了。从1888年到1894年的七年间，海军经费一共被挪用210万两。
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奕譞等人再也无法利用海防建设这块遮羞布了。情急之下，他们想到了鸦片的税款。
▲北洋水师
二、在全国推广鸦片专卖
1896年，黄海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慈禧下令将“洋药”厘金全数提归颐和园工程处。
“洋药”厘金还是不够填补颐和园的建设费，慈禧又想到了中国国产鸦片，即“土药”的税款了。1897年6月11日，户部奏请：“将来各省收有成数，准提一成开支局用经费；六成留归本省，专备拨还续借洋债；其余三成尽数解部，照案作为奉宸苑颐和园等处工程之用，庶巨款不致尽归无著。”国产鸦片每担100斤，征收厘金60银两，全国每年可征收2000万两。2000万两的三成，就是600万两。这600万两不用于国计民生，不用于重建国防，只因为这些在慈禧眼里都是无关紧要之事，修园子才不会让这笔巨款”尽归无著”。
但是，颐和园就像是钞票粉碎机，每年600万两的巨款还是不够用。于是，1898年2月10日，户部又奏请在全国城市乡镇一律设洋药、土药牙行，“凡有洋药、土药交易，悉由该牙经手，约取用钱。并准该牙自行营运贩卖，独专共利。”并规定：“不准一县境内不设一牙。”也就是说。清政府要在全国各地强行推广鸦片专卖，鸦片只有卖的越多，税款才能收的越多。不得不说，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敛财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只当光绪皇帝的老师确实有些屈才。
清政府高层能提出这个敛财方案，本身就已经说明当时中国的国产鸦片已经大规模种植，所以才有可能从中榨取巨额税款。
在《天津条约》中，清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性，只是中国可以确定征税的额度。此后，清政府为了抵制鸦片的进口，就提高关税，期待通过抬高鸦片价格而减少吸食者。但是，利欲熏心的英国政府和鸦片商人不允许中国提高鸦片的关税。到了1870年，英国的财政收入中，鸦片贸易所占的比例已经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1/18猛涨到1/7。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沉醉在鸦片贸易带来的真金白银中，连曾经严厉谴责鸦片贸易的威廉·格拉斯顿都开始出卖灵魂，在下议院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坚决拥护这项贸易。
清政府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白银继续大量外流，于是，他们决定，既然我们无法对付或者左右英国政府的决策，那么我们就在中国大规模种植罂粟，以更低廉的价格制造鸦片，与其让白银被外国的鸦片贩子赚去，还不如被本国的鸦片贩子赚去。正如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4年的奏折中所言，中国应该“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直到国产鸦片垄断了国内市场，到那时我们再来严禁鸦片，就容易的多了。
于是，清政府开始鼓励国产鸦片的种植。1885年，清廷规定”洋药“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只征收60两。因为政策利好，所以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种植鸦片的”运动“。一时间，长城南北、大河上下，罂粟花遍地绽放。国产鸦片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鸦片的总量已是进口鸦片的二至四倍，急得英国鸦片贩子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有个叫阿尔柯克的人甚至提议，要把印度鸦片全部倾销到中国，这样中国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就会暴跌，中国本土的罂粟种植者就会大批破产。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当时进口鸦片的滞销窘境。
在慈禧在全国各地强行推广鸦片专卖之后，中国的鸦片种植、贸易更是蒸蒸日上。1868年，清政府的主要鸦片税收为2427631两，到了1905年，已经猛涨到6548349两。但与此同时，1909年时，全国约有2500万人染上了烟瘾，超过70%的成年男性都在吸食鸦片。
三、鸦片为清王朝续命
清朝末年，鸦片种植以及成为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
对于老百姓而言，“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既然种植鸦片的利润比种其他农作物高出达10倍，那谁还愿意去吭哧吭哧的种水稻、小麦？而且当时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进口鸦片传到了清朝的内陆，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帮助我们的国产鸦片实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于是，大量的耕地被用来种植鸦片，很多地方如云贵川、东北、陝甘等地，比例能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一成，甚至是半数以上。其中，四川的鸦片种植可以说是全国标杆，据说连平时吃的蔬菜都没人种，要从外地调运。
对于清政府而言，由于要同时应付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朝廷的财政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学家彭泽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清代钞档及当时各省督抚、统兵大臣的文集、奏稿等，估算出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需开支高达八亿五千万两。如果将此数额分摊至每一年，再加上第二次鸦片中的开销，每年的军需开支将在4000万两以上，由此可见清政府的财政压力。
就在这时，鸦片税收成为一颗关键的救命稻草。1858年，咸丰帝默许向鸦片抽税，从此，鸦片税变成了政府的一大收入，税率也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各省也开始多借洋药之名开征土药厘金。1881年，四川省加抽土烟厘金，据《丁文诚公遗集》记载：“今川省市卖土烟，每百斤约值价银一百六十两，计每斤价银一两六钱，照洋药见十抽三章程，每斤应征税厘银四钱八分。”可见，四川土药厘金是每百斤抽银48两，比其他洋药每百斤抽银30两足足多了18两。即使不直接抽取土药厘金，也可以征收种罂粟的土地税，以徐州为例，一亩需纳土地税3钱给知县。正如1878年郭嵩焘指出：“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州县私收土税，数倍于常赋。”
就这样，清政府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急需的资金。1859年，清政府规定：所收洋药厘捐，按三个月报部解库一次，其有军务省份，准留充军饷，按三个月造册报部。正是因为规定的含糊，湘军、淮军才可以任意截留洋药厘捐作为军费，客观上导致了后来地方势力的坐大。
土药厘捐不但帮助清政府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还为清政府继续苟延残喘提供了活力。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征土药统捐，对于税收分配特别提到要做练兵经费之用。鸦片税收也包括偿付外债和赔款，“国家既得此大宗款项，举新政、偿债金······“，而自强事业和新政改革推动也都要靠鸦片税，”近可以抽大宗之膏捐。远可以为自强之基础“。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鸦片税作为国家主要财务来源，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初步，在晚清财政困窘，其它税收难以因应情况下，可能要捉襟见肘，困难重重。就此而言，鸦片仿佛成为现代化的有力推手。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鸦片国产化也确实减少了一部分白银的外流，打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最后，英国政府只得放弃毒品政策，国内出口形式也转变为通过日本毒贩的加工，将鸦片制成吗啡向中国兜售。
四、饮鸩止渴的节奏
但是，清政府这种大力发展鸦片种植、贸易的政策依然是饮鸩止渴，自我毁灭。
鸦片对个人身体、劳动生产、社会治安、道德风俗、国家财政、国防军备，甚至种族繁衍都有恶劣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国家的权力基础都面临崩溃瓦解的危机。1896年，云南一省年产“土药”8万吨，合计16万担，这还没算上贵州、陕西、四川、甘肃、直隶等省。而1863到1905年，进口“洋药”加上估算的走私“洋药”总数，也就在11万担而已。而大清遍地罂粟，饥荒成为常态，疲弱之民遍野，彻底输在了20世纪的门槛上。
为什么饥荒成为常态？因为大片的耕地都在种罂粟，导致粮食减产。1877年持续三年的特大干旱袭来时，华北地区饿死千万，这就是“丁戊奇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山西，因为山西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中说：“按吾晋土田志旧书所载四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四顷，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当毒品驱逐粮食，贪婪驱逐良心之时，就会出现这种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
鸦片的大众消费化和日常生活化，造成身体、社会、 国家、种族的危机和威胁，中国呈现病夫病国的病态、不正常、不健康状态。如果说，咸丰帝最后默许抽取鸦片税，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威胁近在眼前，让他不得不出此下策。那么，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私欲，而在全国各地强行推广鸦片专卖，那就是真正的贻害国族的滔天罪行了。
国产鸦片为清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但也在同时加速这个王朝的灭亡。直到1906年，清政府才改变态度，禁止鸦片的销售，但是很显然，已经太迟了。而且这条规定说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豁免，这不由得令人浮想联翩，是否连慈禧太后这个最高统治者也在吸食鸦片？
参考资料：
1、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2、李圭《鸦片事略》，广文书局，1964年
3、黄宏昭《 消费、身体、生命政治:鸦片与中国救亡现代性》，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12年
4、 戚其章《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
5、林满红《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年)》，《国家航海》，2016年
6、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
7、洗波《烟毒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8、《筹办夷务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