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都知道李嘉诚是香港的首富，但并不是人人都住过他的房。可是数十年来，没有看过邵氏影业公司电影的却是凤毛麟角。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邵氏电影甚至称霸了香港的电影业，其影视业务还扩展到东南亚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稳居东南亚影业之首。
邵逸夫的一生可谓是个传奇，他一生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对香港的电影业和电视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最长的上市公司CEO，直到2014年1月7日逝世，享年107岁。
图|邵逸夫与世长辞
就是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人，生前他的4个孩子几乎与他全部断绝了往来，更令人意外的是，留下200亿的遗产，四个子女竟然都不想继承，而这一切都与他的情史有关。
邵逸夫年少有为，与第一任妻子黄美珍相识时，黄美珍还是好友余东璇的女朋友，两人初见就彼此心生好感，令人意外的是，余东璇不仅大方地将黄美珍“让”给了邵逸夫，还在婚礼上送上新婚大礼。
而婚后，黄美珍很快成为了邵逸夫的得力助手，并且为他生下了两儿两女，助邵逸夫爱情事业双丰收，事业有成人总免不了花心，邵逸夫也没能例外。
45岁的邵逸夫邂逅了18岁的方逸华，一个是盛年老板，一个是年少歌星，两人初见便十分投机，之后邵逸夫更是主动将方逸华安排到了自己的公司工作，并带着她四处应酬，渐渐地黄美珍也发现了这些异常。
为了挽回丈夫的心，黄美珍将四个孩子都送到邵逸夫的三哥家中照顾，自己一心扑在事业上，一来为丈夫助力，二来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存在感。
在两个女人的帮衬下，邵逸夫的事业风生水起，但同时与孩子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直到1987年，黄美珍去世，50年的长跑婚姻画上了句号。
图|中年邵逸夫
黄美珍去世后，邵逸夫不顾子女的意见，仍以90岁高龄与方逸华在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步入了婚姻。
四个儿女逐渐淡出邵氏管理层，两个儿子更是远赴新加坡，在那里打理邵氏家族名下的商厦及住宅，甚至一度断绝了父子关系，长达十多年没有来往。而方逸华一直陪伴在邵逸夫身边，相伴40余年，直到2014年邵逸夫逝世。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邵逸夫的4个儿女都没有继承他的产业，他一生留下200多亿资产，除了股权转让给方逸华外，剩下的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邵家兄弟初涉娱乐
邵家原本是浙江宁波的首富，从晚清时期就开始向上海发展，20年代初，邵氏兄弟的父亲邵玉轩在上海从事染料生意，颇具影响力。可膝下四子，却没一个继承他的事业，全部进入了娱乐圈。
老大邵醉翁本是执业律师，却对戏曲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且在剧本撰写方面极具造诣。1922年集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了邵氏电影的前身"和平社"剧团。
他的三个弟弟邵囤人、邵仁枚和邵逸夫也受其感染，对戏曲和表演艺术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先后加入其中。
老二邵囤人与大哥一样，均擅长剧本撰写，且更具才华，邵氏兄弟早期的电影剧本大多出自他手。
老三邵仁枚则精于发行和市场拓展，也是邵氏电影在南洋市场的开创者。老六邵逸夫当时虽年仅16岁，但也踊跃加入其中，跟着哥哥们共同创办剧社，还自学摄影，在创办电影公司后担任起摄影师的角色。
说起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几乎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同步开始。邵氏兄弟刚刚创办"和平社"剧团没两年，戏剧行业便开始萧条，竞争异常激烈，兄弟四人甚至一度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为求摆脱困境，经全家人共同商量，决定卖掉房子而保留戏院，全家都搬进戏院暂住。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也就是在这破釜沉舟的状况下展开的。
图|青年邵逸夫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是个执业律师，但却对戏剧艺术有很大的兴趣和极好的造诣。
当时有人建议他说：“你的剧本写得这么好，家里又有现成的戏院，为什么不自己拍摄电影呢？”
这个建议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于是，邵醉翁创立了"天一影业公司"，与他的三个弟弟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分别担任导演、编剧，拍摄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当时，美国默片初到上海，这种新奇的娱乐项目很快吸引了上海人的极大兴趣，使得人们纷纷买票观看。也就是这些来自美国的影片，让上海人首先从传统的戏园子里走出来，认识到了电影这门艺术。
天一影业公司也在同一时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由它拍摄的中国摄影业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上映后，同样引来了颇高的上座率，不但很快收回了两千大洋的成本，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突如其来的成功，自然使得邵氏兄弟雄心勃勃，此后大量新片接二连三的推出，让"天一影业"迅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正当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内战爆发，军阀间你争我夺战乱连连，上海的局势也开始动荡不安。兵痞们几乎天天闯进影院白看电影，好像天经地义一样。邵家兄弟也无可奈何，如果稍微加以阻拦，轻则被骂，重则连影院都会叫兵痞们砸得稀巴烂而又无处讲理。
时间一长，那些奉公守法的普通观众因为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也慢慢远离影院，使得邵氏兄弟的事业受到很大影响。
面对这动荡的局势，邵氏兄弟并没有被吓倒，负责天一公司市场推广工作的营业经理邵仁枚深谋远虑的将目光投向了远离混乱且华人众多的南洋，他坚信，只要用心经营，那里一定会是一片很有前途的市场。
下定决心后，1925年，邵仁枚带着三部天一影业拍摄的国产片，乘着大舱船只身远赴重洋，来到了交通便利，有定期船只的新加坡。
远赴重洋开创商业帝国
万事开头难，当时新加坡的各个影院都只放欧美电影，没人愿意播放邵仁枚带来的国产片，邵仁枚只能硬着头皮四处奔波，寻求开拓市场的方法。
经过摸索他发现，这里的人们都很看重乡情，于是在各方打探后，邵仁枚登门拜访唯一能帮得上忙的一位同乡孔先生，求他相助。
孔先生在丹西巴葛经营着一家旧戏院，名叫华兴戏院。起初，他对放映这些华语片也是不感兴趣。但在邵仁枚几次三番的游说下，孔先生终于松了口，最后将这家戏院重金租给了邵仁枚，放映他带来的三部华语片。邵氏就这样，开始了在新加坡的电影事业。
不出邵仁枚意料，强烈的爱国心和对家乡的思念，让背井离乡的新加坡华侨对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异常喜爱，甚至摒弃了拍摄质量和效果更为优良的美国电影。
外加邵仁枚颇具生意头脑善于经营，邵氏电影终于在新加坡另辟蹊径，打开了市场。
打开市场后，邵仁枚清楚认为，如果光靠自己一个人还是无法在异国他乡站住脚跟，于是他接来了六弟，当时年仅17岁的邵逸夫，兄弟二人携手在新加坡发展，共同开创了邵氏兄弟在南洋的基业。
就在邵仁枚远赴南洋的三年后，留守上海的邵醉翁、邵邨人兄弟审时度势，毅然将公司业务发展到了香港，创立了南洋电影公司，由邵邨人担任总经理，亲自坐镇。
他顺应港人的喜好，大拍粤语片，并邀请了当时粤港地区几乎所有粤剧名角加盟，担任剧中男女主角，顿时迎来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反观当时的上海，与邵氏兄弟创建的"天一电影"齐名的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还有"明星"和"联华"，其它中小型公司还有很多，可这些公司中，大部分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当时的势态，最后逐渐退出了历史影坛，唯有邵氏，从上海走了出来，并越做越大。
邵氏兄弟自从在香港发展后，除了拍摄国产影片外，还购译了大量的欧美影片，在香港，以及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相继建造和收购了百余家影院，让邵氏电影在港澳及东南亚各处遍地开花。邵氏电影后来能够冠绝东南亚，也是离不开邵邨人当年的审时度势。
图|邵逸夫与三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洋地区对于创业者而言是最理想的空白市场，邵逸夫来到新加坡后，与哥哥通力协作，干得有声有色。
两年后，邵氏兄弟在罗欧中路116号楼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办事处，成立了邵氏影业机构。同年，国内打响了北伐战争，身在新加坡的邵逸夫深知其意义重大，便带了一名助手和一架法国产的摄影机，航行两千八百里，到达天津。冒着危险拍下了中国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记录了北伐军最后进入北平的真实过程。该片一经公映便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赚了不少钱，还为邵氏电影赢得了声誉。
如果说，拍下了中国第一部纪录片是最值得邵氏兄弟骄傲的事的话，那么还有另一件事也是让邵逸夫直到晚年都引以为傲的。也就是他当时的那个想法，使得邵氏兄弟挺过了那次全球经济危机。
二十年代末，在新加坡稳步发展的邵仁枚、邵逸夫兄弟再次发现商机，由邵逸夫坐镇新加坡办事处，邵仁枚则去马来西亚发展，将电影放映设备装在马车上，在马来西亚乡村露天播放电影，赢得了马来西亚大批农村观众的喜爱，在第一时间抢占了大马乡村电影市场。
但随着1933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新加坡的电影市场也受到重大影响，票房一度低迷，好景不长的邵氏兄弟再次遇到困境。
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邵逸夫认为，唯有提高观众的兴趣，增大上座率才是出路。想到南洋华人华侨一定对家乡的声音曲调十分怀念，如果效仿欧美影片，拍摄有声电影，一定可以大幅度提高上座率。
于是，在邵逸夫的提议下，兄弟俩从外国购进了"讲话机器"，配合电影放映，让电影从无声变成了有声，也使得观众们第一次听到了荧幕上的男女演员说粤语、唱粤曲，大开眼界。
尤其是那些远在他乡的华人华侨，真如邵逸夫所想那样，听到了来自家乡的熟悉的声音，均是热泪盈眶，纷纷买票前来观看。邵氏兄弟靠着有声电影，硬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扭亏为盈，再次闯过了一劫。
后来，邵逸夫先生在接受专访时自豪地说，拍摄第一部有声电影的时候，所有费用加在一块仅花了9万元，而光是在广州的首映，就收回了59万元，这次的成功使得邵氏影业不但扭亏为盈，而且更上了一个台阶。
此后，邵氏兄弟又开始投资游艺场，在电影和游艺场两方面同时发展，随之而来的盈利也迅猛增加。有了足够的资金后，邵氏兄弟大批购入影院，将事业发展到了印度尼西亚和整个东南亚。到了1938年时，邵氏已经在整个东南亚拥有79家电影院，并在香港、新加坡两地同时拍片。
也许真的是好事多磨，就在邵氏兄弟将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时，又一次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1942年，日军侵占马来西亚，将所有的影院和游艺场全部接手，邵仁枚、邵逸夫兄弟被迫只能给日本当局管理影院，从老板变成了每月领取薪酬的打工者。
直到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兄弟二人才收回了曾经的影院，可这时的所有影院已经几乎残破不堪了，一切几乎又要重头做起，兄弟俩又是苦干了数年，才收拾完这个烂摊子。
到了1959年，邵逸夫将新加坡的生意交给了邵仁枚，自己前往香港独立发展。他一边租借片场拍片，一边跟香港当局洽谈购地事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想要在香港电影业发展壮大，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片场。可香港地少，供不应求，几经沟通后，邵逸夫只能买到清水湾那么一处光秃秃的荒山。邵逸夫后来回忆买山时的情景，还不忘自我挖苦取笑说，"当时买的那座山，如果站在山尖上拿枪向四周扫射，都不会打到人"，由此可见，当初他买的那座山是有多荒僻了。
可就是这个光秃秃荒无人烟的清水湾，邵逸夫硬是将它整整磨掉60英尺，使高山化为平底，在此建立了后来享誉香港的"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将其作为邵氏电影在香港的拍摄基地和大本营。
电影制片厂落成后，从这里拍摄的电影源源不断的发往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多达40多部，远远超过其他电影公司每年的影片产量。
之后，邵逸夫又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古装剧的潜在前景，于是斥巨资拍摄了大型古装爱情片"江山美人"，果然大获成功。邵氏电影制片厂也在此后先后拍摄了多达900余部电影，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在东南亚各地拥有130多处影院，电影年收入四亿多港元。
六十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邵氏电影终于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没有了战乱的破坏，也没有了商界以外的干扰，邵氏电影以"每月一院"的速度在香港、东南亚等各地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
拍摄了众多的影片，更是拿下无数大奖，还一手创办了TVB电视台，举办了数届轰动一时的“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邵逸夫曾说：“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宽容和做善事是一把健康钥匙，是生活幸福的良药”。
虽然留洋已有半个世纪，但邵氏兄弟始终不忘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祖国，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改革开放以后，邵氏兄弟随即进入内地市场，投资祖国的各行各业。邵逸夫先生更是曾先后两次向内地40多所大学捐献兴建了包括"西北大学逸夫图书馆"、"兰州大学科学馆"等49个项目，捐赠6000个教育项目，总捐款多达100亿港元，被称为“中国首善”。
2014年1月，网友许文广在微博贴出的一张图片显示，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的结果近3万座，密密麻麻几乎遍布中国。
同时，还在1989年为杭州赠建了一所拥有400个床位的现代化综合医院——邵逸夫第一医院。
此外，以邵逸夫先生为首的邵氏财团还对其它社会服务，如医疗福利、历史古迹维护等方面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捐赠。
以邵逸夫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机构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这在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2014年，邵逸夫去世后，为了向这位慈善家表示怀念和致敬，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随手拍逸夫楼活动，而人们却在这场活动中发现，有不少“逸夫楼”的“逸”字都少了一点。
而这一点，正说明了邵逸夫先生不争名，不邀功倨傲的一面。
原来，最初邵逸夫给各地捐逸夫楼都是以固定的资金方式捐出，再由当地政府或者机构给予一定的配套比例，如果这个楼是他全额出资建造，那么“逸”字就是全字，而如果超出他的预算，就会缺最后一笔。
久而久之，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事，刚开始都是邵逸夫找学校表明自己要捐楼，到后来，一些学校也会主动找上他，希望能在学校建一所逸夫教学楼，对此，邵逸夫坚持要求，如果不是自己全额捐献的，那个“逸”字必须少一点。
在邵逸夫的晚年，曾有人问他，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赚了多少利润。邵逸夫则笑着说：“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重要的事情。”
达则兼济天下，赚多少钱是本事，能为国家做多少贡献，才是良心，“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这，一直都是邵逸夫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