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人物》公众号发表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在朋友圈刷屏。
外卖骑手的生活境遇，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在媒体的渲染里，外卖小哥通常都是万能的，他们上能代替老板亲自炒粉，下能为了顾客画小猪佩奇；
在平台的包装下，外卖小哥通常都是可爱的，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头盔，给顾客发可爱的消息，还组成了黄蓝CP；
而这篇文章，在抛去媒体的噪音和表面的粉饰后，通过讲述几位外卖骑手的真实经历，告诉大家这些骑手们在工作中面临的真实困境：
可爱的头盔，仅仅是为了满足网络上人们的喜好，于是被平台强制戴上，其实增加了骑行风险；
可爱的图画，是为了满足客人的要求，避免差评，好在平台上接到更多的单子；
闯红灯、逆行，甚至亲自下场炒粉炒菜炒面，也只是为了再节省一点点时间，能够把手上的单子送完……
因此带来的安全问题，触目惊心，平台规定的送达时间太短，骑手们不得不去拼命，这样才能维持一份微薄的收入。
文章生动的描述，引起大家的共情。
许多人都在评论区表示“自己可以多等两分钟”，“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在剥削骑手的安全”，“骑手们真的是太辛苦了”，“要给骑手们点好评”……
愿天下骑手都能平安回家，这是大家的心愿。
很快，外卖平台就针对文章中提到的平台规定时间一事做出了回应。
在声明中，他们表示，会尽快上线一个新功能，可以让消费者在结算的时候选择愿意多等5分钟或者10分钟的小按钮，不着急的情况下多给骑手们一点时间。
声明一出，有人表示了支持，毕竟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可以相互体谅。
但也有人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平台不愿意多给自己的员工增加时间，却要消费者买单，这是合理的诉求吗？是消费者做错了什么吗？
确实，作为消费者，花一样的钱，却不能享受到同等服务的待遇，这不是在压榨消费者的权利吗？怎么看都是一副道德绑架的模样。
而且，最关键的是，多出来的5分钟，其实并没有减轻骑手的负担，反而会让骑手拿这个时间多接一单，或者先去送别家。
说白了，饿了么的这个声明，看似充满了善意，处处为外卖小哥着想，其实暗含的甩锅意味非常明显——
派送的时长、距离、路线明明都是平台的算法整好的，现在看起来却成了消费者的锅，似乎需要我们“高抬贵手”。
这则声明，堪称当代茶艺大师了。
绿茶行为拿捏得恰好，外表合规，暗地苟且，满分级表演。
大多数人也许不介意为了外卖小哥的安全多等五分钟，但把道德压力一下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将来会发生什么矛盾，可想而知。
实际上，送餐时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短，是外卖平台和算法的问题。
美团外卖的logo下面，几个大字十分醒目——美团外卖，送啥都快。
对于消费者来说，快，很重要。如果你不够快，大家就不会选择你。
而对于骑手和商家来说，我越快，能出的单子就越多，接到的单子也就越多，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平台是从商家的利润中抽成的，只有更快，才能成单更多，赚更多钱。
所以，平台的算法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一切力气，想方设法把配送时间压缩再压缩。
正如《人物》那篇文章中讲的那样：
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很多时候，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机器可以算好路线，但无法算好意外，以及无数的不确定。
半个小时的时间，商家要备餐，骑手要取餐，路上密密麻麻的红灯，拥挤排队的电梯，都使骑手很难在规定时间内送达。
无法送达的骑手面临两种可能：要么因为超时被扣钱，要么因为消费者差评而影响接单率，收入减少。
如果点了提前送达的话，消费者不投诉还好，一旦投诉，还是要被扣钱。
所以，在这种算法之下，骑手只能选择加快自己的速度。但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骑手越快，平台也会继续提速，然后骑手又只能继续加快。
这个锅显然怎么看都不应该甩到消费者头上。
愿意多等5-10分钟那个按钮，平台完全不必假惺惺地递到我们手上，只需要把后台骑手超时惩罚的时间增加就可以了。
平台总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在平台的诱导下，一个骑手和商家、消费者之间的三角矛盾出现了。
骑手和商家之间，经常会因为出餐速度引起矛盾：商家备餐需要时间，尤其遇到午晚高峰期的时候，出餐更会不及时。
骑手因为着急，就会不停催促商家，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就不断激化。
前有骑手催单与商家大打出手：
后有商家称外卖中的老鼠是骑手的栽赃陷害：
对于消费者而言，外卖送不到都是骑手的错，所以也会给差评、去投诉。
要么骑手低三下四道歉连连，要么转手就去报复：
消费者因为没及时送到，也会对商家怨气满满，再也不选择这家。
不久前，抖音上曝出一则视频，一位商家在卖出一杯奶茶后，不仅不赚钱，反而还欠了2.12元。
过低的价格导致这位商家不赚反赔，但是为了开店也只能如此。
只有商家自掏腰包，设置大额红包的时候，平台才会在界面优先展示，将你的店铺排在前面，吸引更多的客流量前来下单。
可谓外卖版的“竞价排名”了。
除此之外，平台的佣金抽成也十分可观。
今年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公开发布了《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
其中提到，受疫情影响，许多商家在今年上半年举步维艰，然而美团的高额佣金对于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抽成，已经达到了26%！
这对于很多商家来说，已经难以维持生计，所以无奈才发表了交涉函。
26%的佣金，按照一单20块钱来算，平台就要拿走5.2，剩下的要支付水电、房租以及原料的成本，连薄利多销都算不上。
平台与平台还有恶性竞争，之前就有店主曝光，自己无法同时在美团和饿了么上面开店。
平台对商家的这种剥削，也蔓延到了消费者身上。
商家为了多赚点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单价，二是降低成本。
于是，要么消费者要付出比以往高的价格才能享受到和之前一样的餐食，要么就只能拿到劣质食材制作出的垃圾食品。
被剥削最为严重的，还是外卖骑手。
比如针对前面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的交涉函，美团回应称佣金收入的八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
据美团年报显示，2019年外卖佣金收入为496.5亿，其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占比达82.7%。2019年有399万骑手从美团获得收入，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消费者报道》在广州市天河区随机采访了多名美团“专送”骑手，均表示公司没有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一骑手透露，“每个月会从工资里扣除几十元的保险费用。”
连五险一金都没有，又催促那么急，出了事故，谁来买单？
在不合理的规则下，商家、消费者与骑手，同时被剥削。
到底是谁应该改变自己？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工人活动后，发现了一个过去秘而不宣的事实，那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异化。
异化不是指一个东西失去了它的本义，而是说本来是客体的存在却反客为主。
如同人们玩手机是为了感受快乐，最后却被手机绑架。
本来外卖这个行业的诞生是为了让顾客和商家享受便利，结果是搞得顾客商家骑手都怨气冲天，这就是异化。
劳动应该是人实现价值的手段，是客体，现在却成了人不得不劳动，劳动成了主体。
结果必然导致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而资方为了避免效率的下降出台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强迫大家去劳动。
外卖平台是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的老板为了监督员工，甚至要搞出各种各样监督员工不许上班摸鱼的手段，好好的工作变得像谍战一样。
只要是工作就会有这种矛盾吗？未必。
9月9日，是那个男人的纪念日，不如说说那个时代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吧，那个时代，和现在逼着大家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人阶级拥有蓬勃向上的生产热情，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们，他们甚至会不高兴。
作者纪卓阳走访了那个时代的工人后，听到了很多让现在的社畜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描述。
梁师傅讲到，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知道。所以没有人敢贪，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
工人的检举途径很多，可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可以在每个月的民主生活会上，当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领导没有权力开除工人。
梁师傅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积极性高，是因为他们处在主人翁地位。
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
接下来让工人讨论，看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觉得这个任务制定得不合适，工人可以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
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然后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在历史纪录片中，上海汽轮厂的工人就种种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工厂最基层的单位是小组，小组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工资待遇、日常生活等等领域，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到台面上去讲。
他们首先汇报了自己的工资，大多数都是四五十，而车间领导最高也不过126元，相差不超过三倍。
小组就工厂现阶段是否该采取奖金制度展开了争论。
有人认为，必须要区分现金激励和奖励制度。部分人也赞同奖励制度很有必要。
有人说应该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工人。
而另一方人则对此有异议，他们表示，奖励制度只会让最有资格的人受益，最终只会涉及到极少数工人，我们不能建立只有少数人受益的制度。
坚持要建立奖励的一方说，奖金发给所有人是不现实的。
反方说，一旦你对奖金这种刺激有了反应，慢慢地你想要的越来越多。
也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自己的工作会影响到所有人，重要的是研究新的生产方法。
尽管两边各抒己见，有的看法也不是说一定可以执行下去。但我们能见到的是，工人真的可以成为工厂的主人，工厂怎么发展，如何制定福利，他们有话语权。
正因为如此，大伙儿出了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想到去厂子，对厂子有极高的归属感。
1990年有组数据，仅仅沈阳市铁西区就有国有和集体企业913家，职工38.1万人。
80年代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后的黄金期，这一数据只多不少。当年，从和平区进入铁西的人行道旁有个铁板浮雕，描绘的是上万产业工人骑着自行车，进入铁西区工厂的景象。
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和胶鞋，骑着二八自行车，把铝饭盒装进网兜里，挂在车把上，或者夹在后座。
那些年，工人村的猪头肉也令人印象深刻。
沈阳重型机械厂每年过年都会给员工发福利，柴米油盐自不用说，有一年还发了一人半个猪头，一万多人的企业，五千多头猪。
下了班，一人拎回去半个猪头，凑在一起能拼成三四张猪脸。北方冬天冷，户外就是天然的冷冻室，猪头肉吃不掉，就挂在窗外。
天一黑，窗户上挂的都是猪头。
工厂不仅构建了人们的生活，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
（沈阳重型机械厂旧址）
厂里每个班小组，可以订阅免费报纸，工厂有图书馆，工人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乐器、道具由工厂提供，带薪排练节目。
交际舞才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几乎每个工会都会组织交际舞活动。有工厂从“社会上”请来了跳探戈的演员，工人们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和演员一起扭，毫不怯场。
其它的福利也数不胜数。
比如，工厂有几乎免费的幼儿园，女工可以按时离岗喂奶，女工不方便的日子可带薪休假，这才有了所谓的“例假”。
遗憾的是，到了今天，很多东西已经徒有虚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走马观花，世界早已换了另一副模样。
劳动越来越异化，对工人而言越来越像是一种折磨，工人被迫放弃了主观能动性，变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
如果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应该叫做“工具人”。
2017年开始，美团实施的“微笑行动”。采用不定时、随机的模式抽查，被抽到的骑手也需要立即停车，然后拍摄从胸部到头顶的照片，并保证面部清晰。
如果没有及时上传照片，或者照片内容不合格，系统都有可能判定审核失败，骑手们将会面临少则300元，多则1000元的罚款。
去年冬天，内蒙古海拉尔的一位美团骑手在送餐途中被抽中。
这位骑手在零下30℃的气温中，脱下所有的防寒衣物，露出美团制服和头盔，并迅速拍照上传。
我们无法揣测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从这个结果看，显然这个被迫脱掉防寒衣物上传照片的骑手，不会拥有对公司的归属感。
在某些平台眼里，外卖小哥冒个雨不算什么，逆行不算什么，闯灯也不算什么，只有快点，再快点，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近几年，种种劳动者遇到的事情，外卖员的遭遇，农民工的遭遇，打工子弟的遭遇，码农、工具人的遭遇，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我们马不停蹄走了好长路，的确得到了很多东西，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当初到底为了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