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去看》 · 风暴中的孤儿
来源：Criterion Collection
作者：Mark Le Fanu
译者：wl
《自己去看》是一部从开篇就确立起其信服力的电影之一，在户外，一个戴着软尖贝雷帽的老农民正对着布满了蕨类植物的沙丘发出混杂着威胁和诅咒的声音:不管是谁躲在那里(我们称这些小孩子是“小崽子”、“臭狗杂种”)，最好都出来!又辱骂了几句后，那老农坐上了马车，轻轻挥了挥鞭子，准备离开了。
与此同时，一个瘦小的身影从沙丘后面走到开阔的地方，用低沉粗犷的声音嘲弄着老农的长篇大论，同时确保与他保持着安全距离。“没胆的老鼠，躲起来的先锋队员”——从这个年轻人的喉咙里发出的模仿和嘲弄，加上押韵的措辞，增添了一丝额外的嘲讽意味。他还有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同伴，在附近的沙丘的掩护下，他的同伴显然很喜欢他的表演，正伴随着无声的笑声在晃动着。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男孩是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在农民离开后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和意图，因为他们正在沙丘中寻找着被遗落的武器。没错，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某个地方的当地儿童，如果找到这些武器，就有助于他们轻松的进入反德游击队的团队——这一定也是为什么老农（担心他的村庄遭到报复）对他们如此愤怒。整个场景——我只描述了其中的一半——有一种紧迫性紧紧扼住了观众的喉咙。我们明白了这是一部真实严肃的电影。
这一组画面的强大感染力大都来源于他对特写镜头的大胆运用。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从老农后脑勺的特写镜头开始的，这肯定是不寻常的（大多数电影摄制者倾向于从一个普通的远景开始）。其中小一点的孩子向我们走来，嘴里念念有词，恶狠狠地咒骂着，这一画面给人一种不祥的恐惧感，除了让人迷惑方向之外，什么也没有。事实上他是向他的朋友走去，但似乎又像是在对我们放肆地说话;而这种正面性的凝视，重复出现在整个电影过程的不同时间里，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影所表现出的坦诚——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电影的风格特征，以及导演依莱姆·克里莫夫(Elem Klimov)对斯坦尼康的惊人运用。
因此，在森林里，男孩弗廖拉（Alexei Kravchenko）——开场戏中大笑的孩子——和女孩格拉莎（Olga Mironova）兴高采烈地凝视着对方，通过一系列突出的相似的特写镜头，使得他们彼此的好奇心得以交流。此时，在这个故事的早期阶段，这些双不同的眼睛用充满生动和年轻的感觉向我们诉说着。但在后来，男孩和女孩的特写镜头中只剩下了麻木，复仇或绝望——面对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恐惧，眼睛已经停止了它对周围的探索。
然而在我们回到这些恐怖事件之前——我们很快就会谈及它——我们应该先停在这段美妙抒情的林间插曲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女孩比男孩大几岁。我们认为弗罗拉本人应该是十三岁或十四岁。很明显的在这个场景中最关键的是他的欣喜若狂：尽管格拉莎自己仍然爱着已离去的游击党领袖，但她相当的年轻，相当的大大方方的——也许只是相当的天真——看着这个男孩的眼睛，快乐地就像她从男孩那里看到的一样。观众们应该都会记得，这时他们恬静的时光在被来自空中的猛烈轰击打断了：他们周围的整片森林被连根拔起，他们几乎无法逃生。在混乱的情况下，弗廖拉为女孩搭建了一个蕨类和松木的小避难所，蜷缩在她身边。
一只看起来像是从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的鹤，用它好奇的喙探进了他们临时搭建的避难所，并窥探了他们一下。那天傍晚的时候，在倾盆大雨中，格拉莎在一个翻过来的手提箱上表演舞蹈，这个场景是弗约拉一生都会记得的。他——还有她——将永远不会再体验到生活中这种毫无阻隔的快乐。虽然他们注定要经过不同寻常的考验和疲累而彼此分离，但是在这一刻，他们之间独特的命运被封存在一起:从现在起，他们属于彼此。
“克里莫夫似乎一直致力于在手头的故事中加上某种程度的物质真实性，这是以前很少尝试过的，即便在苏联电影的严酷历史中也是如此。”
在难以想象的残酷之中存在着所谓的纯洁的爱之火焰，这是苏联战争电影的一大特点，使得这类电影与同时代好莱坞电影区分开来，后者往往更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描写男性的团结和行动。对于战争造成人类分离的深刻而残酷的遗憾或许是这一类型中的杰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尤里·赖玆曼（Yuli Raizman）的《玛申卡》（Mashenka，1942），米哈依尔·卡拉托左夫（Mikhail Kalatozov）的《雁南飞》（the Cranes Are Flying，1957），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i Bondarchuk）的《一个人的遭遇》（Resident of A Man，1959）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伊万的童年》。
弗廖拉和格拉莎也注定会失去彼此。他们仅仅只是孩子——在风暴中的孤儿——但是他们将要经历的一切是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的。这样残酷的事怎么会发生？观众自问。（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是这样做的。）克里莫夫似乎一直致力于在手头的故事中加上某种程度的物质真实性，这是以前很少尝试过的，即便在苏联电影的严酷历史中也是如此。（人们记得在谢尔盖·爱森斯坦1938年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孩子们被日耳曼骑士团扔死在地上）。演员们为了达到这样的逼真的效果而必须经历的身体上考验几乎是不堪设想的。
以这一幕为例，在两人逃离弗罗拉受灾的村庄后（只有格拉莎瞥见了德国人留在边远谷仓背风处的成堆尸体），格拉莎跟随弗罗拉深陷沼泽地，挣扎着要到达安全地。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泥潭里。在电影的拍摄中，人们会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没有人受伤，更不用说会受到溺水的威胁，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预防和保护也是有限度的，克里莫夫似乎已经非常接近突破这个限度了。在这一惊人场景的表演中，无论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只能敬畏演员的勇气了，电影中还有其他一些场景也引起类似的反映。
随后的几年里，阿列克谢·克拉夫琴科在电影和电视界有着杰出的事业。最近，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他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回顾了自己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他热情而睿智地谈到他与克里莫夫的关系，正如克里莫夫在另一次采访中热情地谈到他一样。
当一个孩子决定完全信任一个导演时，就像电影里发生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要求或不能实现的。克里莫夫唯一的恐惧，我认为也是他真正的恐惧是，他在这个事件中所要求的可能会让这个男孩发疯。（也许同样的恐惧折磨着他，因为他同时让奥尔加·米罗诺娃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唉，在刚才提到的两次采访中，我们都没有进一步了解她。在这一个角色之后，这个年轻的女人，她那迷人的蓝眼睛和可爱迷人的微笑就从电影史上消失了。）令人震惊的是，这部电影记录了孩子们在接连不断经历的痛苦中他们的脸庞是如何逐渐被侵蚀的，路途中的每一步都将他们慢慢从熟悉的家中剥离出来，带着他们进入越来越深地黑暗的深处。
依莱姆·克里莫夫（出生于1933年，比塔可夫斯基晚一年）是当时一批才华横溢的导演中的一员，其中包括马林·胡齐耶夫，格里布·潘非洛夫，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日耳曼等人——这些人创作电影时正好处在苏联解冻一个相对自由化的时期，这有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大声质问迄今为止在单一国家共产主义统治下所获得的一些政治恩惠。然而，在这段时期(大约从1956年到60年代中期)所提供的文化自由始终是暂时的，随时可能会被撤销。
尽管克里莫夫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后(1986年，他被任命为苏联电影制片人联盟主席)获得了一个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但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还是有些悲哀和不完满，甚至有些不幸。从实质上说，他只有三部有影响力的电影，其中一部《告别》(Farewell, 1983)或许是同样属于他的妻子拉莉萨·舍皮琴科(Larisa Shepitko)的电影作品，在她死于车祸之前，这部电影最初是由她负责的。
《告别》(Farewell, 1983)
《自己去看》成为了他的纪念碑和墓志铭，虽然当时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克里莫夫活到2003年，但这是他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它似乎是以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呈现的。1942年，斯大林格勒惨遭毁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他小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这场灾难。他后来谈到和家人乘坐一艘驳船逃离了这座城市，目睹了整个伏尔加河——大约一英里宽——被德国人炸毁的一个油库的排空所引发的大火吞没。可以说，他亲身了解了启示录的“样貌”和意义:在他很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深深烙进了他的灵魂。
他也知道这是谁造成的，就像所有的苏联人做的那样，这个地区的所有人也会这样做。关于电影拍摄地发生的令人难忘的野蛮事实在影片结尾的字幕中被交代出：苏联人所称的白俄罗斯，在纳粹进攻的最西端（或离德国最近的地方），有200万人死亡，占据人口四分之一。628个村庄被蓄意夷为平地，居民遭到屠杀。因此，在《自己去看》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从火中出来》这本战争回忆录构成了电影的基础，这本书是由一位名叫安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的前党派人士撰写的，他也与克里莫夫共同撰写了电影剧本，据导演说在拍摄之前和整个过程中，这本书都被视为“神圣的文本”或“试金石”。书中讲述的这些经历，与他本人、他的家人和他所爱的人亲身经历的悲惨过去都紧密相连。
然而，正是这种对真实性的严肃坚持，埋下了后来争议的种子。有时这种真实性的扩大和几乎让人无法观看下去的村民被赶进燃烧着的会议大厅一系列的屠杀能够推断出电影是基于1943年3月22日在卡廷村发生的事件所拍摄的。
纪念该事件的纪念公园于1969年建成，后来在该国现在被称为白俄罗斯的地方成为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可以说，卡廷村(在电影中叫做Perekhody)是所有其他白俄罗斯村庄的象征，这些村庄在纳粹占领三年的期间被残忍地夷为平地——有时甚至不止一次。
不仅如此，卡廷（Khatyn）还与更为著名的卡廷（Katyn）同名，在1940年4月和5月之间，苏联人在那里谋杀了多达2.2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这一可怕罪行的责任——德国和苏联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肢解波兰的结果——在《自己去看》制作时仍未正式被苏联当局承认；在苏联与西方持续的宣传战中，允许制作这部电影可能确实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就如很多人在电影上映前所做的一样。波兰的卡廷不会因此被彻底否定，但放在几乎每一场战争都被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这样更大的背景下它会被相对化——“你说你的卡廷，但我们也有卡廷!”
所以这部电影以复杂的方式体现了民族主义，包括需要关注苏联自身的地区敏感性这一方面。在《自己去看》中迫害白俄罗斯人的纳粹通敌者被认定为邻国乌克兰人。从历史上看，是乌克兰的协警(在德国指挥下)组成了第118营的主力，这些人负责在卡廷进行大屠杀。当这部电影开始制作的时候，对在那重大的一天下达命令的责任人的法律控诉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事实上，这部电影本身(在俄罗斯广泛观看:售出了2900万张电影票)可能在进一步的起诉中发挥了作用。幸存的118年营乌克兰参谋长,一个名叫Hryhoriy Vasiura的男子（就在1984年他在基辅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场工作而被授予劳动老兵勋章）在1986年，也就是电影上映的第二年，他就因这一罪行接受了审判，并在一年后被执行了死刑。
“一组接着一组的镜头——克里莫夫是一个镜头大师——不可磨灭地铭刻在观众的记忆里。”
一个人需要了解多少关于一部电影的政治背景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像《自己去看》这样的电影，它除了作为抗议战争野蛮的主要议题之外，一部电影的“主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时，本文作者还记得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被一位高级官员拉到一边责备，因为我在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文章中提到了俄罗斯人他们自己在阿富汗干了一些（并正在继续做）相当邪恶的事，这是存在活生生的记忆中的。
那时我依然保持着我的立场。但这并不是第一次一部电影作为宣传片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同时也是一部电影杰作：从爱森斯坦开始，苏联电影就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因此，对于《自己去看》中的任何可靠的陈述，当然都是为了提出最终的主张：毕竟这是一部杰作，无论是在想象力的独特性上还是在其结构的权威性上都是如此。尽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42分钟)，但它迅速无情地向前推进，并走向可怕的、无可避免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一组接着一组的镜头——克里莫夫是一个镜头大师——不可磨灭地铭刻在观众的记忆里。
谁能忘记这一幕？电影刚开始没多久时，在弗廖拉还没有被游击队施加压迫之前，他在他的母亲和一对双胞胎姐妹的陪伴下，在家里度过了最后几个无忧无虑的时光（再也见不到了）。两个来接男孩的游击队员（其中一人是身材魁梧的巨人）带来了一种阴险和不祥的氛围。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情节，过了很久，弗利奥拉和一个年长的同伴绑架了一头牛，并受到了的德国曳光弹持续不停的致命射击。在那之后的一个很长的片段中，弗罗拉在雾中迷路了，被一个农民临时救起（他让他假装是自己的孙子），然后他慢慢发现自己陷入了村民的混乱之中，面对迎面而来的德国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
电影以一段优美的片段结束，游击队员们向着冬季的森林行进，这时我们听到了节选自于莫扎特庄严的安魂曲的配乐。在这之前，克里莫夫用精湛的新闻片段穿插的蒙太奇手法引导着我们（从他参与制作米哈伊尔·罗姆1974年的纪录片《我仍然相信》开始就专门研究这种技巧，这种手法也时不时出现在《魔僧》中）——只有在这里，在《自己去看》中，新闻素材的时间顺序是倒着的。弗廖拉刚刚近距离目睹了他的游击队战友对被俘的德国军官进行的报复行动，随后他举起步枪，对着被遗弃在旁边水坑里的希特勒的照片反复射击。随着小男孩愤怒的射击持续进行，这位德国领导人鲜活的影像在屏幕上闪过，画面上有演讲、游行和闪电战，之后又回到了希特勒年轻时在慕尼黑的激进主义，最后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
整部电影极其成功的地方（对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克里莫夫来说）是以这组镜头作为结尾的画面，一张幸存的照片上希特勒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坐在他母亲的膝盖上，带有几乎和弗廖拉本人一样相貌的固定的怪异的眼神，看着弗廖拉这个自己未来的“暗杀者”。
在这部电影变成圣经中的劝诫语“自己去看”之前，它暂定的名字是《杀死希特勒》(Kill Hitler)，克里莫夫在接受采访时总是小心翼翼地解释说，这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指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杀死潜伏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希特勒!”弗廖拉用步枪向这张被遗弃的可怜照片发射数发子弹的行为，起到了一种宣泄的作用，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部粗俗的复仇剧。
相反，这里所概括的意义是克里莫夫的人道视角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说《自己去看》是有史以来最优秀、最具思想性的战争电影之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