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汉正街商业圈一带的“里份”文化，是和北京胡同、上海弄堂并称的三大地方民居建筑文化。
在这些“里份”中，有一条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里份，名为“新安巷”，它位于和汉正街并行的大夹街北面，其内有一处清代的建筑墙体遗存，从它斑驳的砖面上依稀可辩出“新安书院”四个字，这就是清代汉口著名的紫阳书院遗址。
这是清代时期徽商留下的足迹。
在这斑驳的墙体背后，既藏着徽州人在异乡创业的艰辛，也藏有侨居汉口的徽州人和汉口本地人一场长达百年官司的无奈。
壹、徽州人在汉口
明朝成化时期，汉江改道，汉口从汉阳县中剥离了出来，而汉口之所以能够发展成湖广地区的商业重镇，和它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因为汉江改道，也因为面临长江，秦商（陕西商人）可顺着汉江直抵长江北岸，由汉口作为秦地商品的中转站，并贩运至全国各地。
由此，“南瞰滇黔，西通秦蜀，北达幽燕，四方之食货集焉，而去汴洛最近，盖亦适当地利之中”①，并被号称“七省通衢”的汉口，成为各地商帮角逐的战场，这期间，自然少不了徽州人。
徽商进入汉口的时间虽然晚于秦商，但其发展的速度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明清两代，在汉口经商的外地人中，徽州人最多，资本也最雄厚，“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②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问题就在于，在汉口打拼的徽商，从明成化年间开始，一直到清康熙前期，在历经近200年的发展中，他们的人数和资本虽然超过了其他商帮的总和，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
在他们心里，自己只是在汉口漂泊的异乡人，经商赚钱只是一种谋生的方式，根本无法融入进汉口的社会生活中。
而且，虽然在汉口经商的徽州人众多，但平日里大家的联系并不紧密，商业上的结盟也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即使大家都有心想要聚一聚，却找不到一处真正合适、舒心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利于徽州人在商场上的进一步壮大。
那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站在徽商自己的角度来看，是因为没有书院。
换句话说，汉口缺一座属于徽州人自己的具有品牌形象的书院，即，紫阳书院，这是导致徽州人在汉口无法形成凝聚力的根本原因。
贰、为什么要在汉口建书院
说到这里，很多人肯定要问，一座书院就能形成凝聚力了？而且徽商只是在汉口赚钱的，又何苦在汉口建书院，去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呢？
事实上，这也是明清两代三大地方商帮中，徽商和其他两大商帮的最大不同之处。
三大商帮是指：徽商（徽州商人）、秦商（陕西商人）、晋商（山西商人），他们三家的实力是明清两朝最强的。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野议·盐政议》
但无论三大商帮的实力多强，秦晋商人的特点是在外地赚钱，回乡养老，资本跟随人走，大都是要带回故土的。
那徽商呢？徽商的特点是，他们侨居异乡，赚了钱也会反哺故土，并不吝啬，但人呢？很多时候不会回徽州了，而是直接在自己的经商之地扎下根来。
在异乡扎根的徽州人，会尽最大的可能融进当地的生活，他们会把徽州本土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等都带过来，还会让自己的子女在当地读书、科举，这一点在清朝时期最为突出。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被誉为“状元县”的休宁县所罗列出来的科举状元，有很多都挂着其他地方的籍名，这种做法在明清时期叫寄籍，类似今天的借读和高考移民，是徽商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合法手段。
所以建书院的目的，对外，就是徽商明明白白的告诉汉口当地人，我们是有信仰的，没有普通生意人的那种粗鄙不堪，我们是要在汉阳府参加科举的；对内，就是要加强同乡之间的互帮互助，并能尽快的融入进汉口的当地生活。
将待其成，与父兄子弟朋友日相讲习于其中，本朱子之德行以为仪，述其所以教人者， 以为乡之后进式。---《增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
书院，事实上就是徽商向汉口当地人展示与生俱来的高素质及外在形象的具体方式。
而且，书院也是徽州人的图腾。
很多人对徽州的印象最深刻的也许是徽商，但事实上，科举才是徽州人首选的人生道路，经商只是徽州人生活所迫下的无奈之举。
正因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对科举、读书的重视，所以徽商在外地赚钱后，都会第一时间反哺故土，修桥铺路，兴建书院，这也是为什么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数量能够名列全国前五。
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徽州府志》
如果说书院是徽州人的图腾，那么，“紫阳”作为徽州书院的品牌，就是图腾中的图腾，是徽州文教的鲜明特色，也是身处异乡的徽州人用作同乡之间提升凝聚力的重要媒介。
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徽州府志》
健偕计北上，往来吴越间，见所在皆有紫阳书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
这些种种，都得益于被后人称为“朱子”的理学家，祖籍徽州婺源的南宋朱熹。
自宋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徽州知府韩补在徽州府南门外的紫阳山麓，建了一座专门祭祀朱熹的书院，并得到宋理宗御赐“紫阳书院”的匾额后，朱熹就成了徽州人的骄傲，他的学说在徽州最为盛行。
尤其是明朝建立以后，朱熹在徽州的地位已经和孔孟并列了，而视“朱子学说”为精神信仰，视紫阳书院为神圣殿堂，这也成了所有徽州人的共识。
盖昔乡先生之旅处于斯也，其心未尝一日忘新安之教，故于乡里聚会之余， 共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谊，思有所托以行之永久，乃议创建书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
所以在汉口建一座紫阳书院，意义重大。
叁、由书院引发的百年官司
要建书院，首先要有一块拥有产权的土地，但这块地并不好选。
因为书院在徽州人的眼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作为徽州人的百年基业，侨居汉口的徽商在书院的选址上非常谨慎。
他们经过多次勘察，终于花重金在汉口中心地段买了一块地，只是这块地的面积不够大，达不到书院规划的规模。
为此，徽商们贴出了告示，凡是和该地段有接壤的人家，只要愿意出售民宅，他们都愿意在一个合理的价位内买下来，先付钱后搬迁，这样一来，附近的居民都主动找上门出售自家的房子。
这一年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
然而，侨居汉口的徽商们却忽视了人心对钱财的贪婪，高价购买民房来扩建书院的方式，埋下了后面近百年的官司祸根。
这座紫阳书院的设计师、主要工匠都来自徽州本土，参照的是徽州祠堂的规制，就地取材，历时十二年才建成，是当时汉口地区的建筑标杆。
这是一座深具徽文化特色的庞大建筑群，其主体建筑“尊道堂”，占地面积就高达372.4平方米。
其他主要附属设施有：占地面积达174.07平方米的学生寝室、占地面积分别达6.6平方米的东西两房，占地面积达28.33平方米的池塘、占地面积达28.74平方米的藏书阁、占地面积达77平方米的老师寝室“主敬堂”，占地面积达57.2平方米的学生高级寝室“愿学轩”等，还有厨房、礼门、义舍等建筑设施。
毫不夸张的说，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建成的汉口紫阳书院，其建筑面积高达近1万平方米。③
正因为徽商的大手笔，引来了很多无妄的官司。
1、第一次官司
这么一座庞大的书院，如果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旦建成后，所诱发的官司足以能让旅汉的徽商倾家荡产。
事实上，在书院规划之初，旅汉的徽商就面临了当地人的挑战。
康熙三十三年，在徽商买了地产并打下地基之后，当地人一纸诉讼将徽商告上了官府，他们认为紫阳书院遍地都是，在汉口再建一座毫无意义。何况朱熹在徽州六县都有专门的祠堂祭祀，又何必在汉口多此一举，由此阻扰书院的建造。
如果不是主持修建书院的徽商在府衙的大堂上据理力争，并由此上升到了忠君爱国的地步，也许汉口的紫阳书院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在书院建造的关键时刻，也是“尊道堂”的上梁之时，原本已经将自家住房的宅基地卖给徽商的几户原住民，在见到已经初具规模的书院后，他们对当初和徽商达成的卖地协议后悔了。
在这种心理下，这些原住民在收了钱后不但不按原定的协议搬迁，还在阴谋者的怂恿下，和徽商起了冲突，并联络汉阳府、乃至湖北出身的京官，试图由他们出面给汉阳知府压力，以达到阻止紫阳书院建造的目的。
这是侨居汉口的徽州人在建造自己信仰天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第一次危机。
幸运的是，徽州籍出身的在京官员势力还是很雄厚的，在这些同乡官宦的支持下，这场打到康熙皇帝跟前的官司，最终以失信的原住民的失败而告终。
2、第二次官司
徽商虽然经营的是盐、木、茶、典当四大产业，并兼营鱼、米、粮、油等，但在汉口的徽商，依托紫阳书院又从事了一份新的产业，即，房地产。
早在侨居汉口的徽商买地建书院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书院带来的附加价值，所以顺手也将书院周边的土地都买了下来，也就是说，今天汉口的“新安巷”，在当时，产权是属于紫阳书院的，这也是旅汉徽商共同持有的地产。
因为汉口在清代已经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这里也是仅此江浙地区的徽商第二聚集地，所以，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旅汉徽商一致决定把新安巷加宽，同时再建一座新安码头，方便经商出入。
然而，让这些身居异乡的徽州人想不到的是，对自己的地产开发却再次引来了官司，他们建设新安码头的计划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扰，原因在于，因为时间的久远，部分新安巷地产被当地人偷偷侵占，而在这个过程中，徽商并没有发现，“岁久，为某姓隐侵。”
这一次，官司一度打到了湖北巡抚衙门，旅汉的徽商也看不到诉讼获胜的希望，反而在官司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兴讼六载，破巨万，不能成事，以致力竭资耗，而祭典缺然。---《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族.观察建园公事实》，乾隆二年刊本
如果不是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在时任湖南衡永郴道的许登瀛的努力周旋下，在刚上任的湖北巡抚杨的密切关注和追求公平、公正下，这场官司的失败者恐怕就是旅汉的徽商了。
而一旦输了官司，旅汉徽商建造紫阳书院的合法性就会被质疑，那么，他们当初购买土地的方式会被打上强取豪夺的标签，以致他们在汉口的资产会被剥夺用来平息“民愤”，最后会血本无归，一无所有。
肆、官司的终结者，湖广总督毕沅
尽管旅汉的徽商打赢了两场大型的诉讼，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就已经缓和了，就没有了任何争议。
事实上，从徽商开始规划书院的那一刻起，双方的纷争就一直不断，所以彻底解决这场官司，就成了侨居汉口的徽州人最大的愿景。
幸庆的是，徽商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湖广迎来了新总督，他叫毕沅，出生于江苏太仓的徽商后人。
这是毕沅第二次任湖广总督，相比乾隆五十一年的那次短暂的任期，他决定彻底解决汉口的徽商和当地百姓的矛盾。
那他是怎么解决的呢？
1、上任伊始，毕沅就到紫阳书院去祭拜供奉的朱熹，对旅汉的徽州同乡展开了慰问，并在担任湖广总督的八年时间里形成惯例，以此告诉汉口当地人，紫阳书院背后的男人是湖广两省的一把手，你们不要乱闹事。
2、开放新安码头，由徽商专用的商业通道改为便民措施；放开书院的招生限制，由原来只接收旅汉徽商子弟的局限，扩大到招收汉口当地贫苦百姓家的子弟，以享受大清的文化教育。
3、丰富紫阳书院的公益内容和覆盖的人群。毕沅第二次任湖广总督，主要是为了处理长江在荆州决堤的洪灾问题。所以他到任后，鼓励汉口的徽商出钱出力救助灾民，并要求紫阳书院增加义学、义舍，为逃难到汉口的灾民提供救助。
不仅如此，毕沅还打消了旅汉徽商及书院各位执事的顾虑，使得书院的水龙队（清代消防）被纳入到了官府的火灾救助体系中来，并鼓励书院招募当地人担任水龙队员，制定相关的薪水、奖惩等制度，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4、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毕沅又亲自出面，为修缮书院募捐，并亲自写下了《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来记载这件事，同时为了防止在修缮的过程中，因为工期的原因再出现对书院进行破坏、闹事等争议，他又出了《重修饬禁示》，警告那些隐藏在暗处的不安分子。
毕沅不愧是当时的治政精英，他看到了客居汉口的徽州人和汉口当地人的矛盾所在，故而利用自己的身份，从科举、公益等方面入手，为旅汉徽商及紫阳书院融入当地社会扫清了障碍，彻底解决了这场百年的纷争。
汪郎说：
如今，徽商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紫阳书院仅剩下一段残破的墙体，所有的公案也都沉浸在史籍中。
但，我们无法忽视和忘却徽商曾经为汉口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历史是需要铭记的！
注：
①《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一.汉口徽国文公祠堂总图记》
②《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尊道堂记》
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三.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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