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佛光寺东大殿殿门打开后的那个瞬间。
壁画中的历史
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南台豆村东北约5千米的佛兴山山腰，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代时重建。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木结构建筑，多为明清时期存留的。在佛光寺被重新发现以前，唐代木结构的建筑形制，大多只能在史料文献中查证。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恢弘磅礴，却止于文字中的唐代建筑风华，始终令建筑学者神往。早在1932年，梁思成就在他的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表达了他对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憧憬与推论：“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它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不过，从1932年调研蓟县独乐寺开始，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已经走访国内百余县市和1800余座古代建筑，却连唐代木结构建筑“孤单的遗例”也未能发现。
实例不可考，文字记述也只是有限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对唐代木结构建筑的考证便开始向绘画作品延伸，在唐代蓬勃发展、艺术题材丰富的敦煌壁画成为了研究的突破点。在这一领域，法国人伯希和所整理和论证的资料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发现和研究佛光寺提供了参考。伯希和是精通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也是敦煌文化的劫掠者——他曾在1908年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并用了三周时间精心拣选了2000余卷藏经洞经卷带回法国。
在敦煌期间，伯希和拍摄了莫高窟的诸多洞窟的照片，并将它们整理后出版，名为《敦煌石窟图录》。梁思成在这些照片中发现，在第61号洞窟中的“五台山图”上，清晰标明了唐末至五代时期五台山及周边地区的地貌及寺院分布，其中就有一座名为 “大佛光之寺”的寺院。
根据壁画上的记述，梁思成查阅与五台山地区相关的古籍，并在著于明代的五台山九部志书之一的《清凉山志》上找到了相关记载，即佛光寺始建于北魏，毁于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845年），但在仅仅12年之后又得以重建。
发现之旅
倘若佛光寺在重建后并未再次毁于天灾人祸，且没有经历后世大规模重建，那么它的存在将为唐代木结构建筑的研究提供珍贵的例证。于是，在1937年6月下旬，梁思成和林徽因由北平乘坐火车到达山西太原，再由太原乘骡车北行向五台山进发。
经过一天的跋涉，他们在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目及之处，巨大的古建筑坡顶和向外挑出的屋檐在斜阳余晖下的苍山林海深处隐约可见。走近些，寺院东大殿便完全展现在他们眼前。
“斗拱硕大，出檐深远”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对大殿外观的第一印象，这也与史料记载的唐代建筑外观相吻合。中国木结构建筑经过长久的发展，到了唐代，其营造方式已可以模件化生产。斗拱、梁架等木构件在确定好开间与进深之后，可以精准确定规格尺寸，再由工匠进行程序化作业，并在局部构件加工完成之后进行组装，于是便出现了巨大的斗拱。
这一时期建筑屋顶采用了“两段椽”式。这样的设计让第一段檐和缓，第二段向外挑出，就形成了“一折一举”的严整样式。在熟知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看来，佛光寺自然“唐风”浓郁，但仅仅凭借风格相似并不足以下定论，只有在殿内找到确切文字记载，才能对建筑的整体时代背景及具体建造年代进行判定。
进一步考证的过程是更加艰辛的。年久失修的大殿只维持了主体结构的完整，殿内陈设已是一片狼藉。梁思成在后来所著的《记五台佛光寺的建筑》中，不乏对考据细节的描述：“那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集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工作辛苦难以想象。”
在失望与希望交加的测绘、摄影和记录过程中，酷热、灰尘以及动物袭扰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所面对的工作常态，但拂去历史堆积的尘埃，从表面的破败中还原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结晶，仿佛是古老匠心之于今世的纽带与共鸣。
“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
几天内，二人虽然在大殿内不停地攀上爬下，但对于确认建筑最重要身份信息的题记却始终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林徽因偶然发现大殿的四椽栿下有隐约的墨迹，但因尘土覆盖无法辨别，便搭起梯子，让梁思成撕开床单，浸水擦拭尘土。擦拭时隐约显出字迹，可水干以后又难以辨认，最终只识读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
端详许久，林徽因突然意识到“宁公遇”这个名字好像在东大殿门前的石经幢上见到过，便回到殿外仔细查看，果然在石经幢找到了同样的记述，而上面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那一年，女弟子宁公遇从长安远道而来，带领工匠和当地人共同建造了这座寺院，并把代表着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都巧妙地汇集在寺院里。而藏在一尊巨大神像后的小小的女子塑像，正是捐资修建寺院的宁公遇本人。
1000多年后，林徽因静静伫立在宁公遇的塑像前，梁思成举起相机，为她们留下了一张沟通起两个不同时代的合影。
“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1000年！”多年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在《我的母亲林徽因》中这样写道。佛光寺的“身份”，就在跨越古今的凝视中被证明了。
文明的永恒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林徽因所供职的中国营造学社接到了一封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电报，告知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事宜。这一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曾经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想去看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奈良。”
也正是在这一天，“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发现佛光寺的故事，在2017年上演的现代民族歌剧《林徽因》中被重现，也被更多中国人所熟知。如今的佛光寺已被保护并修复，在雄伟庄严的梁柱木结构框架中，东大殿居高临下，历经1163年风雨、地震与战火，岿然不动，熠熠生辉。
时光停留在殿门被梁思成缓缓推开的那一刻。灰尘扑面而来，但当一束阳光射入室内，黑暗的环境瞬间变得无比光明。黑暗本是光明的对立面，却也成就了光明。这恰似中国传统建筑带来的辩证——其本身就超脱于建筑，更让时代不仅仅局限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