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终于撕掉了对大明王朝假意恭顺的伪装，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誓师起兵，发布讨伐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开始争雄天下。次日，后金大军兵分两路，一举攻克明朝边防重镇——抚顺城，并消灭了随后来援的万余明军。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再次起兵攻克天险清河堡，残杀全城军民5万余人。
万历皇帝决定集合大军征伐辽东
消息传到北京，大明朝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惊呼：“
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并立即下旨：“
旦夕经略出关，援兵四集，即合谋大彰挞伐，以振国威。
”接下来的两个月，一向懒于上朝的万历皇帝总算勤奋了一把，调兵遣将、筹措军饷，忙得焦头烂额，最后竟然旧病发作、头晕目眩。
辽东明军已经不堪大用
尽管万历皇帝非常积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辽东地区的军事已经烂到了根上，其军力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都难当大任。一方面，辽东明军不足6万人马，加上留守城镇堡垒，充当驿站差拨的人员外，机动兵力仅2万余人；另一方面，这些部队战力极差，用后来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话形容，就是四种兵：
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额兵，战死逃亡，已失大半;募兵，佣徒厮役，不习弓马;援兵，弱军贏马，朽甲钝戈
，根本无法和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对阵。
内地援军沿途逃亡
2万余人
辽东当地的部队靠不住，明军只能从外地调兵前来支援。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1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派出6千精锐骑兵；沿海的浙江调来了4千步兵；内陆的四川、湖广等地派来2万人马；连更远的西南边陲都调来了7千土司，好歹凑齐了将近9万人。可惜部队的士气很成问题，不少兵士“伏地哀号，不愿出关”；有的将领“也哭而求调”。部队进军关内的途中逃亡不断，实际到达辽东战场的仅7万余人。
南方劲旅无法适应北方气候和战法
这些部队中，北方边镇因为与蒙古各部久无战事，因此疏于战阵，军备废弛。南方的部队则长期与倭寇、土匪交手，因此战斗力有些战斗力，其中川军善于山地作战，在战乱不断的西南地区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而4千浙军则是戚家军的底子，拥有良好的战术素养。可惜，辽东地区的气候对川军、浙军而言过于寒冷，数千人“
冻折手足不能动移
”，而且这些军队以步兵为主，根本无法在辽东平原对付后金骑兵。
叶赫和朝鲜援兵也指望不上
除了关内援兵之外，明军还从当地海西女真硕果仅存的叶赫部调来了2千骑兵，又从朝鲜调来了1万3千人马。叶赫部与努尔哈赤有着多年的宿怨，此番开战自然态度十分积极，可惜兵力实在太少，仅有2千之众。朝鲜兵马虽多，但考虑到后金与其接壤，为了避免结下太多仇怨，因此作战消极，出兵不过是敷衍了事罢了。
这样一支东拼西凑、士气低落的部队，对阵“过万不可敌”的八旗劲旅，遭遇惨败也就并不稀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