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语言发展史上，这场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自诺曼征服到瘟疫爆前，英格兰的贵族及绅士都习惯于说法语，甚至小孩子都学法语。至少，雷纳夫.希格登在《历代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但从‘第一次瘟疫’开始，正如《历代记》的译者约翰.特里维萨所言，这种情况便‘有了些许改变’。一个叫康沃尔的校长是第一个用英语来教学生的。很快，人们纷纷学习康沃尔的做法。到了1385年。约翰.特里维萨记载，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当时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会人士施教。因为我们所讨论的这场天灾夺去了许多教会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尔校长才有机会变革教学方式。要不是闹瘟疫，他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他的变革引起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大革命。” 《什鲁斯伯里史》的作者这样评价。
上面的内容出自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在《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中文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一书。
《锐智号》老姜查阅了美国学者洛伊斯.N.玛格纳所著的《传染病的文化史》（该书中文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其中称：“从公元1346年到1352年，黑死病可能造成了欧洲30%至60%人口死亡。瘟疫的幸存者预测，那些没有经历过‘大死亡’的人将永远无法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
“通常的传染源是黑鼠，有时又被称为老英国鼠。这种动物与人关系密切，是一种有着黑绒毛的很漂亮的小家伙。与棕鼠不同，它喜欢住在房屋、船上，而不是住在农庄、下水道里。与人关系亲近使得跳蚤很容易就从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也就会传播鼠疫。这种病不管是对鼠还是人，一旦传染上就有很高的死亡率。”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迈克尔.比迪斯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中这样描写。
“许多长痈和腺肿胀的人都活过来了，但吐血的无人生还。”该描写来自卡尔.莱希纳的著作《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在《黑死病》一书中提到：“有一点非常清楚，许多人—确切地说是大量的人—因为肺的快速腐败吐血而死，但没有出现任何肿块或痈的症状。”
“吐血的人很快就死去了。有些人本来身体健康，但突然就吐血，然后便死去了，无药可医。”文字出自多明我修士约翰.德科尔纳扎诺的《皮亚琴察及帕尔玛史》。
教皇在阿维尼翁的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目录了疾病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有价值的医疗记录。他说该流行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的特征是“长时间发热、吐血，有这些症状的病人不出三天就死掉了”，第二类便是广为人知的不太致命的淋巴腺鼠疫。
黑死病显示出各种各样的特征：有人突然得病，几小时内便命赴黄泉；有人则沉睡不醒，喊也喊不起来；有人则因发热而无法入睡。这种疾病出现时，病期一般为三至五天，但到疫情末期，那些生肿块病人的恢复期则长达数月。
果壳出品的《用两千年战瘟疫》中描写：“感染了这种病的人，多半都难逃死亡的厄运。除了祈祷和逃走之外，人们不知如何是好。在极度恐惧之下，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比如烟熏房间、用尿洗澡、烧灼淋巴块并放上干蛤蟆……然而这些都不见效。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强制性的汇报、隔离病人、焚烧黑死病死亡者的物品，并颁布禁止医生离开传染区的相关法令。”
泰恩茅斯修道院的修士记录：“瘟疫如此严重，许多村镇渺无人烟，不少城市的街区空无一人。在祝圣新墓地之前，教堂的墓地及公墓都不够埋葬死者了。城外的新墓地是供主教及民众使用的。瘟疫的传染性极强，一人传染病，全家几无幸运。因此，许多人逃离家乡以求平安。大多数逃出去的人没有避免染病而死的命运，尽管只是多活了几天。那些听病人忏悔的神父在聆听忏悔时染上可怕的瘟疫，有时甚至死得比忏悔者还早。在许多地方，父母拒绝与子女交往，丈夫不敢理睬妻子。”
教士威廉.迪恩回忆：
“有那么一段时间，各行各业的人手都缺得厉害。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劳工十分叛逆，即使国王、法律和法院也约束不了他们，大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堕落、邪恶。他们从不考虑死亡，从不考虑刚过去的瘟疫，从不考虑自己的灵魂如何才能得救……神父很少考虑教众忏悔的灵魂是多么有价值，而是去了能拿比目前圣俸更高的地方。因此，许多职位都无人执掌，教规也限制不了那些不履行圣职的人。日复一日，无论是教士还是教众，他们灵魂所面临的危险成倍增加了。”
由于修道院的修士都住在一起，非常有利于致命瘟疫的蔓延。因此，大瘟疫摧毁了宗教机构原有的基础和教育模式，为英语的推广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