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传染病医学权威专家福奇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被问到：当白宫和官员就疫情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公众想寻求安全的做法时，到底该相信谁？
福奇称：“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可以信任令人尊敬的医疗机构，我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你们可以相信我。”
此前，白宫曾对福奇发起“抹黑攻势”，白宫一名官员向多家媒体匿名提供了一份所谓的“超长清单”，内容包括福奇在疫情初期的“错误”言论。
有美媒评价：这是白宫的甩锅行为。
有人认为，美国人的科学素养很高，其实不然。
彼得·沃森在他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中写道：“在我们今天栖居的世界里，无知正在大范围地蔓延、扩张。在美国尤其如此，其程度已经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4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类自宇宙伊始便已经存在于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公转。在美国，有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群体，主要基于宗教原因，仍然拒绝接受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另一项调查发现，1/3的美国受访者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
《锐智号》老姜再带大家看看100年前，起源于美国的1918大流感初起时，美国人怎样对待医学权威的预警的。
前些日子，《福布斯》曾推出一篇文章，介绍了1918年大流感时的“福奇”博士，这个20世纪的“福奇”名为托马斯·塔特尔。
该杂志将塔特尔（图左）形容为“一位务实、坦率、戴着眼镜的科学家”，他与福奇（图右）不只是相貌神似，两人都曾就读于常青藤医学院，都是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的官员，在面对大流感和新冠之前，他们也都有过抗击流行病的成功经历。
当年，担任华盛顿州卫生专员的塔特尔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期，呼吁官员宣布严格的措施，以控制疫情，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疫情期间的建议，比如远离人群等。最终，他因坚持这些不受欢迎的限制措施而被解雇。历史学家格温表示：塔特尔想要实施的限制措施“在当时是相当有争议的想法……所以他树敌很多。”
当年，不仅仅是这个20世纪的“福奇”被美国人所漠视，凯瑟琳.阿诺德在《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该书中文版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样写道：“（流行病学家）沃恩和其他医疗人员的话无人理睬。”
早在1918大流感爆发前，流行病学家维克多.C.沃恩就多次预警，他在1936年的回忆录里分析自己的预警理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士兵的大动员过程，将原本存在于士兵来源地的感染带到了每一个军队驻地里。在每个州，应征而来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被集合起来。他们来自不同的社区，穿着便装，有些人干净，有些人邋遢。每个人都从自己所在的社区带来了大量的当地的细菌。细菌附着在他们的衣服和身体上，或者深藏在衣服角落以及体内。他们聚在每个州的聚集地，并在那儿度过或长或短的日子，但服役期足以让疾病传播。之后他们搭上火车，被转移到他们各自的营地去。
沃恩的预警无人理睬，“参战后进行的大动员，其危险程度早在人群聚集之前就已报告给相关权利机构，但得到的回复是‘大动员的目的在于尽快将平民转变为训练有素的战士，而非为预防医学研究做演示。”
沃恩认为军营是发生感染的最糟糕地点“人群越是拥挤的地方，就越难控制感染的扩散。没有哪个地方比军营更拥塞，人群接触更频繁的了。”
《锐智号》老姜查阅了果壳的《用两千年战瘟疫》（新蕾出版社）一书，该书也认为这场世纪大流感起源于美国军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正在进行殊死较量，一个凶恶的“幽灵”悄然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士兵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感冒症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各地都出现了流行性感冒的踪影，它伴随着战争和游客的脚步被传到了世界各地。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迈克尔.比迪斯在他们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认为：
“饥饿、恶劣的生活条件、紧张和作战的疲倦大大降低了人的抵抗力，对发病和死亡人数产生了很大影响……战争使大批军队在国家间运动，但即使考虑到这些不正常因素。1918至1919年的流行也仍是独特的。最大的杀手不是流感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病毒性肺炎。以前从没有一种呼吸道传染病造成过这样高的死亡率。”
福斯顿军营位于堪萨斯州，它是一战中建立的最大的16个师级训练营之一。当地，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尘暴，而营地的马粪便焚烧，让空气恶劣得更让人难以忍受。 焚烧产生的灰烬与沙尘结合在一起，制造出一场刺激性强、臭味难闻的黄色雾霾。漫天飞舞的沙粒被人吸入肺部和气管内，而焚烧产生的黑色浓烟数小时不间断地从地面升起，刺激人的呼吸道。
1918年3月9日，当地遭遇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尘暴。当地一片狼藉，士兵们接到命令去收拾残局，而戴着口罩的军官们却呆在室内。结果，士兵们纷纷病倒。
病人所呈现的症状和普通流感相似：打寒颤，发高烧，头背疼痛。但有些病人身体非常虚弱，站都站不起来。他们的症状还有剧烈咳嗽、喷射性流鼻血和缺氧症，其中一些人直接窒息死亡。这次感染的病死率非常高，有84人死于肺炎和大出血等并发症。致命的流感病毒重创了这座军营。
军医不敢怠慢，急忙向位于华盛顿的美军总司令部发电报：“两场极其严重的尘暴过后，许多士兵感染流感死亡。”
美军高层对这些疫情预警视若罔闻，不予理睬。疫情随即逐步扩散。
“流行病学家认为，1918—1919的流感流行是人类历史上单一的最致死的感染性疾病大流行之一。人口统计学家估计，至少20%的全球人口感染上流感，所有病例的致死率约为2.5%（普通流感爆发期间的病例致死率通常约为0.1%）。虽然世界各地受害者的总数仍不确定，早期估计流感流行导致全球2000到4000万人死亡。最近的计算认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00万人至1亿人。美国有超过2500万人被感染，约为人口的1/4，其中死亡人数约为67.5万人。”这段文字出自美国学者洛伊斯.N.玛格纳所著的《传染病的文化史》，该书中文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百多年后，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
5月23日，有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制作了一个模型，显示了如果全美各地提前1周开始启动封锁措施，局面会怎样。
根据研究人员的建模，如果美国各地的城市和州在3月1日开始封锁和限制社会接触，这比第一批美国人因冠状病毒开始呆在家里的时间早了大约两个星期，美国的大部分新冠病毒死亡（83%）可以完全避免。
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和研究小组的领导者Jeffrey Shaman告诉《纽约时报》：“那一小会儿的时间，抓住它在那个增长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减少死亡人数的阶段。”
显然，美国高层错过了防疫的关键窗口期。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看人们后面怎么办？
日前，美国传染病医学权威专家福奇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被问到：当白宫和官员就疫情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公众想寻求安全的做法时，到底该相信谁？
“我会选择接受受人尊重的医疗机构的观点，这些机构有说实话的记录，能够根据科学证据和数据提供信息、政策和建议。”福奇表示，“如果我要向您和您的家人、朋友们提建议，我会说，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听取这类人的建议。”
5月26日，有媒体以《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可能迎来第二波疫情或第二个高峰》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世卫组织召开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在任何时候突然上升，不能假设其持续下降，有可能出现第二个高峰，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国家应继续采取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及监测措施等全面策略，确保疫情继续处于下降轨道。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百年前的大流感起源于美国，在欧洲传播后，毒性增强，又传回美国，形成了惨烈的第二波大流行。
当年在被华盛顿州解雇后，20世纪的“福奇”——塔特尔去了堪萨斯州的卫生委员会。当时，他开始担心在1919年秋天的时候，另一场流感会暴发，他建议公众遵循公共卫生指南。
1919年9月11日，塔特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在去年冬天埋葬了自己亲人的人，当然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其他人面临类似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