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大清朝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山西巡抚曾国荃，这两位大清的顶梁柱此时焦头烂额心急火燎。先是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描述了朝廷高官的束手无策，继而是语出惊人。
他说“倘若今年再不下雨，北方易子而食饿殍遍野，我辈同归于尽。”咱们俩就手拉手陪大清一起死吧。被李鸿章哀叹着要一块儿死的曾国荃，此时正在山西巡视也是一声长叹。
为啥这两个人都这么绝望？1878年大清朝是很不错的一年，此时清王朝洋务运动正红火，各种近代工业是源远不断涌现，还经常被称为“同光盛世”“中兴盛世”。这样的大好年头儿，究竟是什么事情能叫这两位大佬发出同归于尽残酷之类的哀叹呢？
自从光绪元年1875年起，一场波及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四川等地的空前天灾景象，源远超过了李鸿章曾国荃文口中的残酷景象。清朝人对这场灾难的描述，全是诸如饿殍遍地，百姓因饥寒而死者不胜枚举等等。
在灾区现场勘查的大臣阎敬铭更是估算，当时的几个受灾省份，每个省每天饿死的人恐怕就在千人以上。这是什么概念？每天要死1000多人，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而放在各个受灾省份更是种种惨不忍睹的画面，1877年，山西南部的小麦全部死亡，山西的树皮和草根全部被吃光灾民多达五六百万人；六十三个州县受灾儿童瘦得皮包骨头，因为长期吃杂草导致肚子膨胀，逃荒的乞丐塞满了州里周边的小县，场面是异常凄惨。
山东82个州县受灾，以至于是哀鸿遍野满目凄凉；河南87个中受灾，怀庆以南400米的野草全部吃光。
当时河南赈灾大臣袁保恒刚进了河南，面前就涌来了黑压压的灾民，而紧跟着而来的还有更恐怖的问题-瘟疫。灾后死于瘟疫的百姓多达十之二三，许多灾区更成了动乱的激发地，不断的人间地狱和不停动乱是此起彼伏。
《东华录》等资料估算，至少有2亿中国人卷入了这场灾难，农民的人数多达两千万死于灾荒；死于瘟疫的百姓清王朝的官方统计是在一千万左右。而按照当时外国记者的统计，真实的数据可能要突破1500万人。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不清的人间惨剧。
为什么这场灾荒会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自1875年以来，晚清遭受了恶劣的极端天气，东南各省继续遭受干旱，而北方各省常年干旱无雨，甚至四川和西南其他省份后来都是不毛之地。
疯狂的蝗灾等天灾是跟着爆发。汹涌外逃的难民加剧了瘟疫的传播，于是就有了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但比这天灾更严重的是“丁戊奇荒”里的人和事。
实事求是说对于这场灾难，当时的清政府也是全力在拯救，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清朝每年都给灾区调去17万担赈灾粮，每年额外拨发50万赈灾银。
这钱什么概念？每年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慈禧太后每天的生活费。可是把灾情折腾到水深火热的恰恰就是清王朝自己的苛政。最典型一条就是臭名昭著的“国产鸦片战。”
陕西山西等十多年来是被清政府强制推广鸦片种植，山西一个省就有60万亩土地用于鸦片，以至于粮食大量减产。面对突发的灾情，官府拿不出足够的救济粮，只能干看着百姓饿死，很多地方竟然连官员都跟着一起饿死。
如此恶性循环，也正如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一声哀叹“均无征粮酿酒，何故于此。”而且即使灾情如此严重，清政府一边发着救济，一边是横征赋税纳粮，整个爆料不停。
各省的征粮酿酒政策是什么意思？就是征用百姓的粮食给朝廷酿酒这个事儿。因为朝中的官员通过这个事儿可以拿补贴。所以大批本该用来救灾的粮食就这么变成了官员们餐桌上的酒。
直到灾情越发严重的第三年清王朝才把这个政策给停掉。但修建西太后宜阳宫等排场的事情照样进行。饿殍遍野又如何？卖儿卖女又如何？也不能耽误给太后修园子。
惨重的灾情就在这混蛋操作下火上浇油，更堪称人间地狱。还有灾区发国难财的贪官，眼看着赈灾的粮食放在官仓里堆积如山，就是不拿出来。原来所谓的赈灾粮早被地方官划进自家腰包，就等着灾情大了卖高价。
这样的景象北方各地灾区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持续大灾的四年里，各地的贪官贪婪成性挖空心思操纵地方粮家牟取暴利，甚至还“吃斋卖花。”怎么讲？就是大肆吞并土地。
任丘县的官吏还和人贩子勾搭，把当地的妇女儿童大把地拐卖。衙门的账本儿上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就有十几万人。凭着这残酷的天灾，靠着老百姓的家破人亡，好些官员是捞够了油水儿成功的一夜暴富。
他们的自私冷酷背后，就是上亿的灾区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腐败猛于天灾的历史教训，点点滴滴都那么触目惊心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