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鲍毓明疑似强奸幼女案引发舆论哗然，最高院、司法部纷纷下场。
近日，有网友爆料并质疑女方出生日期造假，疑似早已成年（发生关系时已非幼女），一时间一片「反转」之声，针对本案，大致讲两句：
既然案件尚在调查期间，孰是孰非就尚未有定论。
以「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说，哪怕我们再怎么笃定一个人是罪犯，只要法院一天没有判决，ta就仍是「犯罪嫌疑人」，是公民，不是罪犯。
同样依据审慎原则，哪怕我们再怎么怀疑告诉/举报是虚构，只要司法机关尚未作出结论，ta就仍是可能的受害者，其告诉/举报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乃至支持。
对于本案，既然调查尚未结束，还是建议等待调查结果，多关注，多监督，少下结论。
法庭并非推动社会运动的场所，作用狭窄，不可受当事人挺身举报之目的，或社会大众之意向受影响，需按控辩双方的证供决定，不一定是事实的反应”。
（香港Me too第一案裁定罪名不成立、撤销控罪判词截取）
司法程序受到客观现实和侦查技术的影响，不一定能够完全还原客观真相；罪与非罪间有许多模糊且灰色的中间地带，行为的定性有时难以排除争议；罪名的设置、刑法体系受限于时代发展，有时未必能尽括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各方不同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观察视角使得对同一事件的评价千人千面......
对于一起结论未知的控告，并非只有「举报者是坏人（诬告）/被举报者是坏人（犯罪）」两个选项，只以结果论来评价案件是一种过于粗暴的二元论思维。
我们既鼓励举报者不畏强权，勇敢面对，挺身举报；也支持被举报者穷尽程序，积极抗辩；我们既监督司法部门，督促其积极办理，务要推诿，也关注程序透明，坚决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我们既希望罪恶得到惩处，真相能够大白，也希望司法程序能够还无辜者清白，疑罪从无的原则能够始终得到贯彻；我们既支持受害人举报，也支持嫌疑人辩护——因为受害者的举报、嫌疑人的辩护、民众的监督本来就都是法治的一环，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某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而是贯彻始终的法治。
在这个意义上，当新闻报道指出可能存在司法机关不作为时，民众积极关注，行使监督权；当不断披露受害者受害经历时，民众鼓励告诉，支持举报；当被举报人积极抗辩时，民众保持反思，支持其抗辩权利。
随着材料不断披露，事实不断厘清，更新对案件的理解和评价，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做法不是什么「反转」，恰恰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反而张口闭口「反转」、「打脸」的说法多少有点预作判断，结果先行的味道。
我国强奸罪依据受害者年龄不同，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或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
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针对14岁以下幼女，只要行为人明知或应知其为幼女并与其发生关系，即以强奸论；而针对14岁以上妇女，则需违背其意愿与其发生关系方能构成强奸。
后者除了需要证明发生过性关系之外，还需举证违背女方意愿。
鲍案经历芝罘公安两次立案，第一次在有检察院介入的情况下仍以证据不足撤案，足见时过境迁，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很多早期证据已经灭失，证明犯罪事实有很大难度。
在这种不利局面下，再爆出出生日期争议，对定罪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方面，如果确有出生日期造假，显然会严重削弱女方告诉的可信度，同时如果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曾发生过性关系，却不能证明存在违背女方意愿的情况，由于按照1997年计算，发生关系（2015年）时已经年满14周岁，在无法证明违背女方意愿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强奸罪。
另一方面，即使出生日期为2001年，只要确有疑似1997年出生的相关记录，被举报人也可能主张由于相关记录误以为女方已超过14岁，即否认「人明知或应知其为幼女」。
（当然，以上的分析建立在违背女方意愿强迫其发生关系难以证明的前提上）
总之，目前调查尚在继续，我们不妨保持关注，耐心等待。无论是控告人举报得偿，还是嫌疑人重获清白（法律上），只要是在法治框架内，我们都应该尊重、理解并支持。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