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非两种目的。一是追逐利益；二是向往自由。追逐利益是出于人的本性，是功利的；向往自由是人的终极目标，是审美的。追逐功利，不免要瞻前顾后，考虑盘根错节的利益，考虑到世俗的种种限制与牵绊，不免要委屈自己隐藏自己；追逐自由则是出于真性情，一切遵从自我的快乐法则，我心如何，我就如何，不必顾忌世俗的眼光，而保留人的纯真本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其实就是功利与审美的对立与融合。儒家提倡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哲学，则追求人生的自由，如鲲鹏逆风飞翔，如蝴蝶翻飞花丛，最终实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境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儒道融合，造就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自己的人。
战国之后，中国文化进入了儒家大一统的时代。在天人合一、独尊儒学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之下，人被严密的社会罗网包裹起来，灵魂的自由谈何容易！如同庄周一样，个人的自由和灵魂的逍遥，也只能在梦中出现。
直到魏晋时代。
魏晋进入了人性觉醒的时代。在外界生存环境的高压之下，魏晋士人却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开始重视找回自我，重视个人的价值，追求灵魂的自由。本色和率真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典范，用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追求“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境界。
他们裸体轻狂，只为展示不一样的自我；他们饮酒狂醉，只为体味生命的自由；他们葬礼上学驴叫，只为思念那个死去的朋友；他们暖阳之下捉虱子，只为把握住自我的快乐时光；他们以追求生命本真行为出脱为乐；他们拿着宝剑捉苍蝇，与鸡蛋斗气，展示的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灵魂自在。
他们是本真的如同婴儿一样的一群名士。
魏晋名士们大都相信，“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人乃万物的尺度，不能因为世俗的尺度而丢掉人的尺度。于是魏晋名士们全变成了可爱的耿直boy，他们尽情抒发性灵，尽情展现自我，你要是虚情假意虚与委蛇，隐藏自己委屈自己，要是扭扭捏捏慌慌张张，你就不配做名士。
宗白华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晋人之美》中认为，魏晋的人格风范就是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自然主义来自于道家。道家认为人来自于自然归之于尘土，一切都应该按照自然而然的样子进行，既然人是自然的，那就应该随心所动随心所欲；个性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人应该去除虚名，像李白一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做一个率性而为的耿直boy。用魏晋人的说法就是“掇皮皆真”，剥掉人的一张皮，留下的是真实的自我。要抛掉虚假的面具，赤裸裸坦荡荡的去面对世界，面对人生。
名士王澄要出任荆州刺史，他哥哥太尉王衍以及当世名流去送行，送行的人挤满了一院子。庭院里有棵大树，树上有喜鹊窝，在这样庄严肃穆的场合，王澄却童心大发，脱掉衣服，丢去头巾，径直爬上树去取小喜鹊，贴身的内衣挂在树枝上，王澄干脆直接脱掉。掏到小喜鹊爬下树来玩弄，那神色自若旁若无人的样子，看得人们目瞪口呆。
王导任扬州刺史时，征用顾和为从事。有一次，顾和上朝，还没入宫，车停在门外。大名士身居高位的周顗遇见他，顾和正在暖阳之下捉虱子，坦然不动。周顗走过去后，回过头来指着顾和的心口说:“这里面有什么？”顾和头也不抬心无旁骛捉虱子，好半天才缓缓回答说，“这里面是最难测的地方”。周顗入宫对王导说，你的手下要出大人才做大官了。
其实，顾和不是因为捉虱子才得到周顗的青睐，而是他在上司面前不慌张不做作，始终率真的性格，这是一个直爽的真人。
做官喜欢真诚率真的人，连高官选女婿也是如此。
郗鉴在京口的时候，派遣使者给王导带信，想在王氏子弟中找个女婿。王导对郗鉴的使者说:“你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使者回去以后，对郗鉴报告说: “王家的儿郎们都不错，听到来挑选女婿，个个都很矜持，只有一个在东面的床上露着肚皮躺着，好像啥也没听到。”郗鉴一拍大腿说:“那就是这个了”。询问之下，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女儿郗璇嫁给了王羲之。
王家子弟，芝兰玉树皆有可嘉，为何就选中了旁若无人的王羲之了呢？因为在此重要时刻，王羲之没有做作没有虚伪，露着肚皮懒洋洋吃胡饼，向人展示真实的自我。这样的真诚不做作的人，绝对是“东床快婿”。
罗友任荆州刺史桓温的助理，有一次桓温给车骑将军王澄送别，罗友前来坐了很久，才告辞退出。桓温问他，“你刚才要商量什么事，为什么就走呢？”罗友说，“我听说白羊肉味道很美，一辈子还没有机会吃过，所以冒昧地请求前来，就是要来吃白羊肉，其实没有什么事。现在我已经吃饱了，就走了。”神色自若飘然而去。罗友在上司面前没有一丝掩饰，简直率真的像个孩子。
人生之乐首先在于人有生命，其次在于人有灵魂，热爱生命就要关注灵魂，这才是人的本质意义。
人要么哄好自己的身体，要么哄好自己的灵魂，有一样哄不好，就人生就极其无趣。
而率真之人必有趣，同有趣的人交往，在了无生趣的时代，仍然可以活得趣味盎然。